崇祯二十六年，正月初一。
北京城在晨曦中醒来，积雪覆盖的屋檐下，早早挂起了新桃符。但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许多商铺门口除了传统的“迎春接福”，还多了一块小小的木牌，上面写着：“本店已通电灯，夜市延至亥时”。
紫禁城内，奉天殿的朝会也格外不同。
朱由检身着新制的龙袍——不是传统的明黄缎子，而是掺了金丝的深蓝呢绒，这是皇家纺织厂用改良织机试制的“呢绒龙袍”，既庄重又保暖。他端坐龙椅，面色虽仍有病后的苍白，但眼神锐利如初。
“改元维新，万象更新。”皇帝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自今日起，朕与诸卿，当以‘维新’二字为念，革故鼎新，励精图治。”
文武百官齐声应和：“陛下圣明！”
但在一片颂扬声中，沈渊敏锐地捕捉到了几丝异样——几位老臣交换眼神时的微妙表情，几位年轻官员欲言又止的神态。他知道，瘟疫的危机虽然过去，但朝堂上的暗流，从未停止涌动。
果然，礼部侍郎刘宗周出列了。这位以“方正”闻名的老臣，在张四知倒台后暂掌礼部，是清流领袖。
“陛下，改元维新，臣等衷心拥护。”刘宗周声音洪亮，“然臣有一事，不得不奏——去岁瘟疫，死者逾万，皆因铁路、工坊人烟稠密，病毒得以迅速传播。臣以为，维新固当推行，但须缓步徐行，不可再如今日这般冒进。”
来了。沈渊心中暗道。这是瘟疫之后，保守势力第一次公开质疑维新的节奏。
工部尚书徐光启立即反驳：“刘大人此言差矣！若非维新，格物院岂能在七日内配出解药？若非铁路，解药岂能三日送达各省？瘟疫之祸，非维新之过，乃有奸人蓄意投毒所致！”
“徐尚书说得轻巧。”另一位老臣出列，“可那上万条人命，终究是没了。百姓如今闻‘工坊’而色变，见‘铁路’而心惊。若不暂缓新政，安抚民心，恐生民变啊！”
“民心？”新任顺天府尹宋应星——这位以《天工开物》闻名的学者，被破格提拔为京官——冷笑一声，“下官昨日走访城南，百姓说的是：‘幸亏有工坊医馆，我爹才没死在瘟疫里’、‘多亏铁路运来药材，我娘才捡回一条命’。这才是真正的民心！”
朝堂上顿时分成两派，争论不休。
朱由检冷眼看着，等声音稍歇，才缓缓开口：“刘爱卿。”
“臣在。”
“你说百姓闻工坊色变，见铁路心惊。那朕问你：正阳门大街三十六家商铺，自通电灯后，每月多赚的银子，是多了还是少了？”
刘宗周一怔：“这……”
“户部有账。”皇帝淡淡道，“平均每家商铺月入增三成，雇佣伙计增两人。这些伙计，原本是城南的苦力、城北的佃农。他们现在每月能拿一两二钱工钱，能让全家吃饱穿暖。你说，他们是该‘色变’，还是该‘欢欣’？”
不等刘宗周回答，朱由检继续：“再说铁路。京南铁路自通车以来，运煤价降四成，运粮价降三成。京城米价、煤价、布价，比五年前降了多少？户部，报数。”
户部尚书程国祥出列：“回陛下，崇祯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京城米价降二成，煤价降三成五，棉布价降四成。仅粮价一项，每年为京城百姓省银三十万两。”
“三十万两。”朱由检重复这个数字，“刘爱卿，你知道三十万两能买多少粮食吗？能让多少百姓不饿肚子吗？”
刘宗周汗如雨下。
“维新不是没有代价。”皇帝站起身，走到丹陛下，“瘟疫死了人，朕比谁都痛心。但因此就要停下脚步？那死去的万人，岂不是白死了？他们的血，难道要浇灭维新的火种？”
他扫视群臣：“朕今日把话放在这里：维新不会停，只会更快、更稳地向前走。但有阻挠者——”他顿了顿，“不论是谁，不论资历多老，功劳多大，一律严惩！”
雷霆之威，震慑全场。
退朝后，朱由检在乾清宫单独召见了沈渊、薄珏、宋应星三人。
“刚才朝会上的话，是说给百官听的。”皇帝换了便服，神情疲惫，“但朕心里清楚，刘宗周说的不全是错的。百姓确实有恐慌，维新的步子，也确实该调整了。”
沈渊点头：“陛下英明。瘟疫虽然过去，但留下了心理创伤。此时若强行推进，适得其反。臣以为，接下来一年，当以‘巩固’为主，而非‘扩张’。”
“如何巩固？”
“三件事。”沈渊掰着手指，“第一，医疗体系重建。在各省建立防疫站，储备药物，培训医官，制定《防疫法》。第二，工矿安全整顿。对全国矿场、工坊进行全面检查，强制安装安全设备，违者重罚。第三，教育改革。在各省府设立‘新式学堂’，教授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实学，同时保留经史子集。”
薄珏补充：“格物院正在研制‘电话’——就是能在两地直接通话的机器。若成功，朝廷政令传达速度将提高十倍。还有‘电灯’的改进，成本已降三成，今年可在全国主要城市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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