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十五年九月初三，京城第一场秋寒来得猝不及防。
西直门煤市外，排队的人群从拂晓蜿蜒至晌午。往日堆积如山的煤块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限量出售的小堆劣煤，价格却比上月涨了三倍。
“昨日还是一百文一担，今日就一百五十文了！”一个老妪颤巍巍举着空竹筐，“官爷，家里有三个月大的孙儿……”
煤铺掌柜苦着脸：“大娘，真没货了。山西的煤车三天没进城了。”
流言像秋风般刮遍全城：山西十八家大矿主联名“乞休”，说《工矿律》严苛，他们“无力经营”。实际是集体停业，断供京师煤炭。
乾清宫内，户部尚书程国祥的奏报让空气凝固：“京仓储煤仅够十日之用。若十日后续煤不至，全城取暖、工坊、乃至格物院的蒸汽机都要停转。”
“他们要挟朕。”朱由检的声音平静得可怕，“用满城百姓的冷暖，要挟朕收回成命。”
钱士升已从济南返京，此刻出列：“陛下，臣在山东查案时，曾截获山西矿主联盟的密信。信中说：‘朝廷若不断我财路，我自不断朝廷煤路’。”
“他们好大的胆子！”兵部尚书孙元化怒道，“臣请派兵赴山西，强令矿场开工！”
“不可。”沈渊冷静反驳，“矿工多与矿主同乡同族，若强令开工，恐激民变。况且，北方即将入冬，此时动兵，若战事迁延，北疆防务、铁路工程、工厂生产皆受拖累。”
“那沈大人有何高见？”工部侍郎冷笑，“难道要让陛下向奸商低头？”
朱由检抬手止住争吵。他头痛欲裂，眼前阵阵发黑，却强撑着站起：“程卿，立即开常平仓，平价售煤，每人每日限购五斤，务必让百姓能烧上饭、暖上炕。”
“陛下，常平仓储煤本为军需……”
“先解民困。”朱由检不容置疑，“孙卿，调武锐新军三千人，分驻京城九门，维持煤市秩序，严防囤积居奇、哄抢斗殴。”
他顿了顿，看向沈渊：“沈卿，格物院能否立即增产？”
“能，但有限。”沈渊摊开图纸，“薄珏改进的‘蜂窝煤机’日产三万块，可替代散煤。但原料仍需煤末，若山西彻底断供，我们撑不过半月。”
“半月够了。”朱由检眼中闪过厉色，“骆养性。”
“臣在。”
“你亲自去山西。不要惊动地方官府，暗中查三件事：第一，矿主联盟背后有无人指使；第二，他们囤积的煤炭藏在何处；第三……”朱由检压低声音，“查清山西巡抚衙门，在此事中扮演什么角色。”
骆养性领命而去。
朱由检又看向沈渊：“沈卿，你留在京城，稳住局面。朕要你办一件事——让全城百姓知道，煤为何而贵，又为何必须贵这一时。”
当日下午，一个奇特的“展览”在煤市旁的空地拉开帷幕。
不是煤，而是图。
六丈长、三丈高的巨幅布画上，左侧画着幽深矿井：佝偻的矿工在无通风的坑道里喘息，头顶松动的岩层，身边是同乡的尸骨。右侧画着新式矿场：蒸汽通风机轰鸣，安全柱林立，矿工戴着防护盔，按时轮班，井口有医棚。
两幅画中间，用斗大的字写着：
“旧矿：矿主日入百两，矿工月钱八钱，每百吨煤死三人。”
“新矿：矿主日入六十两，矿工月钱一两二钱，每百吨煤死不足一人。”
“今日煤价增五十文，其中十五文将变为通风机、安全柱、防护盔、医棚药费、死伤抚恤。”
“维新，不是让煤更贵，是让挖煤的人，能活着拿到工钱，能活着回家过年。”
沈渊亲自站在画前解说。他不是官员打扮，而是穿着格物院的粗布工服，手上还有煤灰。
起初人群只是围观，议论纷纷。直到一个声音响起：“沈大人，您说的新式矿场，真的能让挖煤的人少死吗？”
提问的是个年轻人，扶着一个不停咳嗽的老者——典型的矿工肺痨。
“能。”沈渊斩钉截铁，“格物院在京西的试验矿井，用蒸汽通风机，井下无‘窑毒’。用液压支柱，三年无塌方。矿工每日下井四个时辰，上来有热水澡、干净饭。这半年，无一人伤亡。”
他顿了顿：“但这套设备，要花钱。矿主不愿花，朝廷就要逼他们花。他们现在断煤，就是要告诉朝廷：要么让我们用旧法子，用矿工的命换便宜煤；要么大家都没煤烧。”
人群沉默了。
一个妇人忽然说：“那……就不能慢慢来吗？等矿主们赚够了钱，自然会装新设备……”
“等不起。”沈渊指向那幅旧矿井图，“每等一天，就可能有矿工死在井下。他们的命，等不起。”
这时，人群后方传来骚动。十几个锦衣华服的人挤进来，为首的是京城最大的煤商“宝源号”东家赵德昌。
“沈大人好口才！”赵德昌皮笑肉不笑，“但您说这么多，百姓的炕还是冷的。我宝源号库里还有些存煤，愿平价售出——只要朝廷暂缓《工矿律》施行，容我们与山西矿主商议个‘折中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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