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十五年六月初，医学院首届毕业生分配引发了一场静默的风暴。
三十名优等生中，有八人接到了特殊的调令：赴天津、松江、广州三地官办工坊，设立“工坊医馆”。这是沈渊与工部、户部联署的新政试点——将医学成果从庙堂推向市井，从病榻旁送到纺车边。
“学生寒窗五年，难道是为了去给织工包扎手指？”一名学生的父亲，礼部仪制司主事直接找到了沈渊府上，“沈大人，犬子成绩名列前茅，理当进太医院供奉！”
沈渊正在整理一箱新到的显微镜片，头也不抬：“太医院不缺供奉，缺的是能看见真实疾苦的医者。”
“可工坊医馆……”主事语带鄙夷。
“可什么？”沈渊终于转身，目光如刀，“工坊里伤者断指、染肺痨者咳血、中暑者昏厥，他们的命，比宫里贵人的头疼脑热低贱吗？”
主事语塞，拂袖而去。
三日后，那学生自己找来了医学院。年轻人脸上还有未褪尽的稚气，眼神却坚定：“沈先生，学生愿去天津纺织工坊。”
“哦？你父亲同意了？”
“学生已经成年。”他挺直脊背，“入学第一年，您带我们去看过南城贫民窟。那时学生就立誓，医者当为天下病者医，不论贫富贵贱。”
沈渊注视他良久，从书柜取出一本笔记：“这是薄珏先生改进的便携式消毒箱图纸，轻便、便宜，适合工坊使用。拿去，算我给你的践行礼。”
年轻人郑重接过，深深一揖。
医学院的灯光，开始照亮工坊的角落。但这光能照多远，沈渊心中无底。
六月中旬，李岩从铁路工地寄来一封信，字迹潦草，显然是在油灯下仓促写就：
“……天津至济南段路基穿过煤矿区，招募矿工三千。开工月余，已死七人，皆因‘窑毒’（注：一氧化碳中毒）。矿主言此为常事，每人赔银五两了事。昨日又有十余人昏厥，臣命强行抬至工坊医馆，新派医师用‘人工呼吸法’救回六人，余者不治。矿工涕泣曰：‘往日皆白死，今竟有人救。’臣闻之恻然……”
信末，李岩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维新所造之器，若以人命为薪，此器当造否？”
沈渊将这封信抄录一份，直送乾清宫。
当夜，朱由检在文华殿召见工部尚书徐光启、户部尚书程国祥，以及刚刚返京的郑森。
“开矿死人，自古难免。”程国祥先开口，这位老臣以理财精明着称，语气刻板，“若严加规制，矿主成本大增，煤价必涨，恐累及炼铁、铁路诸业。”
徐光启反驳：“人命岂能计价？臣已令格物院研制‘通风机’，以蒸汽驱动，可将新鲜空气送入深井。只是……造价不菲。”
“钱的问题，朕来解决。”朱由检转向郑森，“海军最近截获的那批走私白银，有多少？”
郑森一愣：“约三十万两，已入库……”
“全部拨给格物院，研制矿用安全设备。”朱由检决断，“程卿，你拟个章程：凡官办矿场，必须安装通风设备、加固坑道、设立井下医棚。民办矿场，愿安装者，朝廷补贴三成费用。”
程国祥欲言又止，最终躬身：“臣遵旨。”
“还有，”朱由检补充，“今后矿工死伤，抚恤银不得低于二十两，由矿主与朝廷各半承担。隐瞒不报者，查封矿场。”
这可能是大明历史上第一份《矿工安全条例》的雏形。
但新政推行，如巨石投潭。
六月下旬，天津最大的民办煤矿“永盛矿”发生坍塌，死二十一人。矿主试图以每人八两银子私了，被李岩安插在矿工中的靖安营老兵揭发。
李岩带兵封矿，逮捕矿主。当夜，天津巡抚衙门收到七封说情信，皆来自当地士绅。信中不约而同提及：“若严办永盛，天津十八家矿场将联合停业，届时铁路无煤，恐误国事。”
压力传到京城。朝会上，钱士升果然发难：“李岩一介武夫，越权干涉地方矿务，致使天津煤价三日涨三成。长此以往，恐生民变！”
沈渊出列：“钱大人可知，永盛矿去年盈利多少？两万八千两。而矿工月钱几何？八钱银子。二十一条人命，矿主欲以一百六十八两了结——一条命值八两，不及一匹好马。”
满殿寂静。
沈渊继续：“臣已请格物院核算：安装全套安全设备，永盛矿需投入约两千两，此后每年维护约三百两。摊入成本，每百斤煤增价不到一文。而矿工死亡率可降七成。”
“百姓在乎这一文钱！”钱士升高声道。
“矿工也是百姓！”沈渊寸步不让，“若维新只让厂主矿主日进斗金，却让工匠矿工朝不保夕，这维新，不过是以新盘剥代旧盘剥！”
这句话太重，许多官员脸色大变。
朱由检缓缓开口：“沈卿所言，亦朕所思。传旨：李岩处置得当，天津矿务暂由其监管。另，命都察院、工部、刑部组成联合巡察组，赴各省稽查矿场工坊，凡安全不达标者，限期整改，抗命者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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