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虏主动来议和，满朝文武不是欢天喜地，反倒集体陷入了手足无措——真真荒唐中透着一丝心照不宣的滑稽。
原来在明朝的意识形态牢笼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早已成为士大夫阶层不容置疑的信条。谁都不敢去触碰“议和”这颗雷，便以“道德圣人”的高度为这件事精心构建出一套忠诚“话术”，硬生生将“主战”与“忠君爱国”画上等号，同时将“议和”污名化为“投降主义”，打造成谁碰谁死的政治禁区。谁敢越雷池一步，“当代秦桧”的帽子立马从天而降。
坚守风骨原本无可厚非。问题是，他们把这套逻辑活活用成了党争兵器：
尽管王朝内忧外患、危如累卵，他们却从不认真探讨治国安民、休养生息之策，对前线溃败、国库见底、百姓苦难也视若无睹，满脑子只转着一个念头——“怎样对我最安全”。
于是人人争当“主战派”，高喊“坚守气节”，激情上演“忠贞不渝”，就为搏一个“忠直敢言”的人设勋章。
当年陈行甲的悲剧正在于此——明明是奉崇祯之命去议和，却还得藏着掖着，最后事情败露，立刻被扣上“通敌”大帽，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连崇祯都没敢保他。
回头说到这次大清主动议和，崇祯的内心戏绝对是狂喜。
道理再简单不过：到1643年，大明已陷入两线作战的死局。李自成、张献忠的烽火正烧向帝国腹地，这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若能换来十年太平，他就能调回关宁铁骑全力剿匪——这无疑是挽救王朝覆亡的最后一线生机。
明明心里渴望议和，崇祯却又极度爱惜他那“中兴之主”的形象，生怕被那些靠骂皇帝搏出位的言官唾骂，更怕在青史上留下污名。陈新甲之死，正是他为自保而牺牲心腹的铁证。如今清军主动求和，等于把他从“主动乞和”的道德困境中解救出来，他怎能不暗自狂喜？
可现在，谁敢当这出头鸟？谁先开口，谁就是众矢之的。
崇祯内心虽然纠结痛苦，但在激烈的党争中浸淫日久，他也学会了明哲保身：哼，想让朕先开这个口？休想！我就看你们怎么演？！
他已打定主意，把这烫手山芋扔给群臣——等有人站出来提议，自己再“勉为其难”点头。
于是，皇极殿中，一场荒诞的“百官现形记”，悄然拉开帷幕。
————
崇祯十六年四月·皇极殿
待大清使臣叶克书一行退出殿外，众人紧绷的弦仿佛骤然松弛，面面相觑，知道表演即将开始。都等着对方先开口。
其实，众人知不知道应该议和？当然都知道，可这话，没一个敢先提出来。
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议和的，不管理由多充分，都会立刻变成活靶子，成为别人表演“忠心”的垫脚石，政治生命基本宣告终结，甚至可能身败名裂。
崇祯见大家都不说话，明白了：都不想担责是吧？行，那朕来起个头。
“众卿都议议吧，议和可行否？”
说到主战，大家可就不困了。
“陛下！此乃虏寇缓兵之计，万不可信！”一名御史率先出列，满脸激愤，“我大明三百年正统，岂能与鞑虏平起平坐、盟誓立约？若应此议，他日有何颜面见列祖列宗于九泉！”
坏了，让别人抢先了！
“臣附议！”又一人抢步上前，“东虏向来狡诈无信，今日求和，明日就可撕约。更何况任风遥通敌之事尚未查明，此时议和，岂非正中东虏下怀，寒了天下将士之心？”
紧接着第三个、第四个……方才弹劾任风遥的，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确凿证据，纷纷引经据典、慷慨激昂。他们互相唱和，声浪越来越高，顷刻间，“拒绝议和，誓死一战”成了朝堂上唯一的“政治正确”。每人脸上都洋溢着忠君爱国的刚烈，仿佛人人都是于谦转世，要在这大殿之上，筑起一道名为“气节”的无形长城。
龙椅上，崇祯皇帝看得目瞪口呆——合着就我一个是“卖国贼”了呗？！
他看着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听着这些他听了十几年的“真理”。目光从首辅陈演、都给事中张缙彦、给事中光时亨等人脸上一一扫过，这些人，或沉默，或眼神飘忽，或在奏对中不着痕迹地附和主战，却绝不把话说死。
崇祯明白，飙演技的时刻到了。
终于，在鼎沸的声浪稍稍平息之际，他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压过了所有杂音：
“众卿忠勇，朕心甚慰。”
他顿了顿，目光充满“热切”地扫过全场。
“既然众议皆主战，那便战。”
崇祯正义凛然！
“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出师不可无帅。”
他的身体微微前倾，一字一句，清晰地问道：
“那么，谁愿为朕挂帅，出关征虏，克复辽东？”
“……”
一瞬间，整个皇极殿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落针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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