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天之咒”的余音，如同黄昏时分敲响的庙钟，其深沉的回响并不止于天界。它穿透了须弥山的云霭，掠过乳海渐趋平静却暗藏深邃伤痛的波面，最终沉入人间广袤的大地，渗入阎浮提洲的土壤与生灵的呼吸之中。诅咒揭示的不仅仅是提婆的内在危机，更是一面映照宇宙整体命运的镜子。当诸神的权柄与德行开始出现微妙裂痕，当维护达摩的力量因永生而可能滋生惰性，作为神魔意志投影、业力纠缠最为炽烈之地的人间，其变迁的浪潮便率先汹涌而来，其尺度与烈度，远超圆满时代所能想象。
首先显现的，是人类本质与社会结构的深刻蜕变。在早期摩奴时代，人类虽已与原初的纯粹神性有所分离，但仍保有极高的灵性、悠长的寿命、以及与自然法则近乎本能的和谐。他们遵循由生主与圣仙口传心授的简朴法则，部落规模不大，少有剧烈纷争，祭祀真诚，对诸神与祖灵的敬畏根植于心。
然而，随着乳海事件释放的业力涟漪扩散，以及神魔对立情绪的间接浸染，一种内在的躁动与分化在人类族群中加速。寿命开始缓慢但持续地缩短；身体虽仍强健，却不再具备早期近乎完美的形态与力量；更重要的是，心灵趋于复杂。纯粹的无私与共享精神，逐渐被对私产的重视、对名誉的渴望、对力量的追求所稀释。部落间的资源竞争开始引发摩擦，这些摩擦不再总能通过长老调解或祭祀平息，有时需要诉诸武力的威慑甚至小规模冲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源自“原人”献祭神话的社会分工蓝图，从模糊的宇宙法则，加速演变为具体、严格、且带有等级色彩的种姓制度框架。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也非纯粹由人间自发形成，其中蕴含着神意与人间业力的复杂互动。
婆罗门阶层，作为原人口中所生，被视为知识与神圣祭祀的传承者，他们最早系统地整理吠陀赞歌，研究祭祀仪轨，掌握与神界沟通的“钥匙”。在早期，他们是部落的精神导师与智慧核心，地位崇高，但与其他阶层的关系尚显质朴。随着人间纷争初现，对祭祀祈福、禳灾、诅咒敌手的“需求”增长，婆罗门的知识与仪式权力开始制度化、专业化，并逐渐强调其血统的纯粹与神圣性。
而应对日益增多的冲突与治理需求，刹帝利阶层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清晰度崛起。他们是原人双臂所化，天生被赋予力量、勇气、保护与统治的职责。起初，部落中体格最健壮、最勇敢善战者，自然成为狩猎与防卫的领袖。但当部落发展为更大的聚落、乃至初具规模的王国雏形，当外部威胁变得频繁且棘手时，单纯的勇士领袖，便需要演变为具备组织、裁决、征战与统治能力的王与武士贵族。
第一位被后世史诗明确记载、标志着刹帝利王权正式确立的传奇君主，是甘蔗王族的始祖，太阳王朝的奠基者——伊刹瓦库。传说他是第一位摩奴毗婆斯婆陀之子，或得其祝福而建立王朝。他并非仅仅依靠蛮力，更展现了作为统治者的智慧、公正与开拓精神。他带领族人在阎浮提洲的肥沃流域建立稳固的城邑，制定最初的成文律法以裁决纠纷，组织常备的武装力量以抵御外敌与维护内部秩序，并确立了一套相对规范的王权继承与行政体系。在他的时代，王权开始被视为人间达摩的重要支柱，是维护社会稳定、执行正义、保护弱小的世俗力量。
刹帝利的兴起，深刻改变了人间格局。王国间的疆域、资源、影响力竞争，取代了部落间零散的摩擦。战争从迫不得已的防卫手段，逐渐演变为扩张势力、攫取财富、彰显荣耀的常态化政治工具。战车的发明与广泛应用，金属武器的逐渐普及，使得战争的规模与杀伤力急剧上升。武士的勇武、战技、对王室的忠诚，成为刹帝利阶层最核心的价值观。一部部早期的英雄颂歌开始传唱，歌颂那些在战场上建立功勋、开疆拓土或保卫家园的刹帝利君王与勇士。
然而，刹帝利的崛起与战争的频繁，也带来了新的、更为严峻的业力漩涡。
其一，是刹帝利与婆罗门关系的张力。婆罗门掌握着神圣知识、祭祀权与精神权威，他们视自身为达摩在人间最纯粹的解释者与守护者。而刹帝利掌握着世俗武力、行政权力与物质资源。理论上，两者应相互配合：婆罗门以祭祀和智慧指引王权，为王权的合法性加持神佑；刹帝利则以武力保护婆罗门、执行律法、维护社会秩序。但在现实中，随着王权的强大，一些刹帝利君王开始挑战或试图控制婆罗门的权威。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力量足以维护统治，无需过度依赖繁琐的祭祀；或对婆罗门在某些事务上的干预感到不满；甚至有的君王，因战功赫赫而滋生骄横，试图凌驾于达摩之上，要求婆罗门为明显违背正法的行为提供宗教背书。这种摩擦，虽未大规模爆发，却已在两个最高阶层间埋下了权力制衡与理念冲突的种子，为未来更复杂的史诗矛盾预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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