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旺斯的阳光太好，好得近乎残忍。
温言坐在小镇诊所二楼的办公室里，窗外的葡萄藤爬满石墙，叶片在午后的风里闪着油绿的光。桌上摊开的，是一封来自美国波士顿的快递信件。哈佛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徽章在信纸抬头处泛着冷硬的银光，像一种无声的审判。
聘书。
首席外科医生，独立实验室，业内顶级的科研经费，还有——他目光扫过那一串数字——年薪是他现在收入的四倍。
附信里，曾经的导师用热情洋溢的笔调写道：“温，这里有你想要的一切。世界最前沿的技术，最复杂的病例，还有无限的可能性。三年前你为了‘个人原因’拒绝我们时，我说过，这个位置永远为你留着。现在，我依然这么说。”
温言的手指在信纸上停顿，指腹能摸到纸张精良的纹理。
三年前。正是苏念刚做完肝移植手术，陆延舟开始忏悔，一切混乱初现端倪的时候。那是导师第一次抛出橄榄枝，他几乎没犹豫就拒绝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苏念需要他，陆延舟需要他，那个支离破碎的局面需要一个人站在中间，既不过分靠近，也不彻底远离。
他做到了。
三年里，他成了苏念和陆延舟之间那道安全的桥梁，成了苏忘可以依赖的“温叔叔”，成了周婉华崩溃时可以咨询的医生，甚至成了陈默这些旁观者眼中“那个一直在的好人”。
现在呢？
陆延舟死了，骨灰撒进了苏黎世湖。周婉华远走云南，遁入空门。苏念带着苏忘来到普罗旺斯，住进了前夫用命换来的花田，每天在崩溃与麻木之间摇摆。而他，温言，依然在这里。
像一棵种错了地方的树，根扎得太深，深到已经忘了原本该生长在什么样的土壤里。
门外传来敲门声，很轻。
“温医生？”是诊所的护士玛德琳，一位五十多岁的本地妇人，“下午三点有预约，塞纳夫人带她的小孙子来看湿疹。”
“好，我知道了。”温言把聘书折起来，塞进抽屉最底层，动作快得像在藏赃物。
抽屉关上的瞬间，他看见自己压在聘书下面的另一张纸——那是上周苏忘画的那幅“彩虹边界”图。孩子用稚嫩的笔触，在彩虹这边画了星星和兔子，在彩虹那边画了一个小小的白衣人影。没有脸，只有轮廓。
“温叔叔可以站在彩虹那边吗？不要过彩虹，就站在那边。”
那句话这几天一直在温言脑子里回旋，像一句温柔的诅咒。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从这个角度，能看见三公里外那片薰衣草田的一角。紫色的花海在阳光下起伏，像一片静止的波涛。苏念和苏忘就在那片紫色深处，住在那栋爬满藤蔓的石头房子里。
他应该过去吗？
按照“约定”，他今天下午没有安排“固定事务”。上周的心理诊疗后，苏忘似乎好了一些——至少没有再在夜里惊醒后对着星星说话。但孩子依然对他保持距离，那种距离不是疏远，而是一种精密的、孩童式的防御：温叔叔可以来，但只能站在“该站的位置”；温叔叔可以送糖，但不能摸头；温叔叔可以和妈妈说话，但不能坐得太近。
温言理解这一切。他是医生，见过太多创伤反应。他知道苏忘需要时间，需要安全感，需要一个不会被打破的“爸爸永远是星星”的童话。
可他也是人。
一个爱了苏念七年，等了七年，看着她为另一个男人痛苦、崩溃、重生，然后继续等待的人。
抽屉里的聘书在发烫，烫得他手心冒汗。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苏念发来的短信，很简短：“忘忘今天画了新画，说要送给温叔叔。你方便的话，可以过来吃晚饭吗？六点。”
温言盯着那条短信，看了整整一分钟。
然后他回复：“好。我带红酒。”
按下发送键的瞬间，他感觉到一种熟悉的、细碎的疼痛，从心脏某个隐秘的角落蔓延开来。那是什么？是希望吗？还是更深沉的绝望？
他不知道。
下午的诊疗很顺利。塞纳夫人的小孙子只是普通的皮肤过敏，温言开了药膏，耐心交代注意事项。老妇人抱着孙子离开时，絮絮叨叨地说：“温医生，您真是个好人。从瑞士那么远来我们这种小地方，真是委屈您了。”
温言只是笑笑，没说话。
委屈吗？也许吧。
但他记得三年前苏念刚来普罗旺斯时，那个崩溃的夜晚。他连夜从苏黎世飞过来，看见她抱着陆延舟的枕头哭到昏厥，而苏忘吓得缩在角落，像只受惊的小动物。那一刻他就知道，他走不了了。
不是苏念需要他——那时的苏念，连自己是否需要都不知道。
是他需要留下。需要确认她还活着，需要确认那个他爱了七年的女人，不会在这场名为“陆延舟”的大火里烧成灰烬。
送走最后一个病人时，已经五点半。温言换了衣服，从诊所后门的小酒窖里挑了一瓶当地产的桃红葡萄酒，又去面包店买了刚出炉的法棍。走向停车场的路上，他遇见了隔壁花店的老板娘艾米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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