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担任江都相期间，董仲舒依然没有放松治学。他利用政务之余，继续钻研儒家经典，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他还将自己的治学心得和对《春秋》的解读整理成书，着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等重要着作。《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代表作，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大一统”等思想，是研究汉代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
后来，董仲舒又调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胶西王刘端比江都易王刘非更加骄横残暴，许多担任过胶西王相的官员都遭到了迫害。董仲舒深知其中的危险，但他依然坚守自己的原则，以儒家思想教导刘端，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洁的品格。在胶西王相任上，董仲舒依旧潜心着述，从未间断对学问的追求。
晚年时，董仲舒因年老体弱，向汉武帝上书请求辞官归乡。汉武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并特许他可以在家中继续着书立说，朝廷有大事时，仍可派人向他咨询。回到家乡后，董仲舒闭门谢客，专心着述，依旧保持着“目不窥园”的治学精神。他将自己的余生都献给了儒家思想的研究与传承，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病逝，享年75岁。他的一生，始终坚守着对学问的执着追求，以“目不窥园”的专注精神钻研儒家经典，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践行自己的人生。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汉代，更传承千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目不窥园”的典故，也随着他的声名传遍天下，成为激励后人潜心治学、追求真理的经典范例。
四、故事的真实性与历史演变
（一）史料考证：历史真实与治学精神的印证
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董仲舒“目不窥园”的事迹具有充分的史料依据。《汉书·董仲舒传》与《史记·儒林列传》作为汉代与汉代以后的权威史料，都明确记载了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治学经历，且记载内容基本一致，不存在矛盾之处，这为典故的历史真实性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董仲舒作为西汉时期的着名儒学家、思想家，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对汉代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历史学界公认的事实。而“目不窥园”的事迹，正是他潜心治学、学识渊博的重要体现。从逻辑上来说，董仲舒能够提出如此系统、深刻的治国思想，必然离不开长期的、专注的治学积累，“三年不窥园”的记载虽然带有一定的文学夸张色彩，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他治学的专注与刻苦。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三年不窥园”中的“三年”并非确指，而是一种虚指，用来形容时间的长久。这种文学表现手法在古代史传典籍中十分常见，其目的是为了突出人物的某种品质或精神，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纪年。因此，我们在理解这一典故时，不应过分纠结于“三年”这一具体时间，而应重点把握其背后所蕴含的“专注治学、心无旁骛”的精神内核。
（二）流传过程中的细节演变
在数千年的流传过程中，“目不窥园”的故事细节与表现形式发生了诸多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版本形态。
在汉代至魏晋时期，故事的核心侧重于董仲舒的治学经历与思想成就，“目不窥园”主要作为描述他治学态度的关键情节出现，强调的是他对学问的专注与执着。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如《汉书》《史记》等，都以客观叙述为主，较少加入主观评价与艺术加工。
到了唐宋时期，“目不窥园”成为文人墨客喜爱引用的典故，常常出现在诗词、散文中。文人在引用这一典故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创作需求，对故事细节进行适当的艺术加工。例如，唐代诗人杜甫在《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中写道：“江汉终吾老，云林得尔曹。哀弦绕白雪，未与俗人操。野老篱前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渔人网集澄潭下，贾客船随返照来。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意傍琴台。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 其中虽未直接引用“目不窥园”，但诗中所体现的潜心治学、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与“目不窥园”的内涵相近。宋代词人辛弃疾在《劝学文》中则直接引用了这一典故，鼓励学子们专心向学。
在明清时期的蒙学读物中，“目不窥园”的故事被进一步简化与普及。蒙学读物如《龙文鞭影》《增广贤文》等，将“目不窥园”的故事改编成通俗易懂的短文或歌谣，配以插图，让儿童能够轻松理解与记忆。这一时期的故事，更加注重教育意义的传递，强调“专注治学就能取得成就”的道理，成为激励儿童勤奋学习的重要素材。
此外，在民间流传过程中，“目不窥园”的故事还与其他劝学典故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勤奋治学”的成语集群，如“悬梁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等。这些典故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劝学”的精神体系，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潜心向学、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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