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东大酒店最大的会议室内，空气仿佛凝滞了。
长条会议桌两侧，五方人马各据其位。高育良坐在主位，目光平静地扫过每一张脸。他左手边是国资委主任高东辉和几位省政府官员，右手边依次坐着陈炳带领的大康汽车团队、许家引率领的桓大集团高层、余承南为首的华小为技术团队，以及曾流川派来的宁德年代副总曾流天。
许家引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频率时快时慢。他的目光在陈炳和余承南之间游移，心中却在飞速盘算。500亿——这不是个小数目，即便对桓大这样的巨头而言，也是一笔需要慎重对待的投资。他想起昨晚与夏海均的彻夜长谈，两人对着那份高育良提供的调查报告，越看越心惊。那些烂尾楼的照片、那些负债数据、那些他们自己都不敢深究的财务细节，像一根根针扎在心上。
“许董在想什么？”高育良温和的声音打断了许家引的思绪。
许家引回过神来，笑了笑：“高省长，我在想，新能源汽车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
他说的是实话，但也不全是。此刻他心中翻腾的，更多的是对高育良这个人物的重新评估。这个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学者型官员，竟能将桓大的底细摸得如此清楚。这不仅仅需要情报能力，更需要一种近乎预知般的洞察力——仿佛他能看穿时间的迷雾，看清他们所有人正在走向的悬崖。
“路，就在我们脚下。”高育良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热气，“关键是谁来领路，怎么走。”
陈炳坐直了身体。这位大康汽车的董事长，今年五十八岁，在国企体系里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他有一张方正的国字脸，眉头总是习惯性地皱着，仿佛永远在思考什么难题。此刻，他的内心正在天人交战。
一方面，他渴望这次合作。大康汽车太需要资金了，太需要新技术了。这些年，看着国内新能源汽车风起云涌，他们这些老牌国企却步履维艰，那种滋味并不好受。但另一方面，他又害怕。怕引入民资后失去控制权，怕混改不成反把自己折腾没了，怕担责任——国企领导最怕的就是责任。
“高省长说得对。”陈炳终于开口，声音略显沙哑，“大康汽车有三十年的历史，我们有完整的生产线，有熟练的工人，有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硬件。”
他说着，目光投向许家引：“许董，你们桓大的资金实力，我们佩服。但造车不是盖房子，它需要技术积累，需要时间沉淀。这一点，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清楚。”
高育良心中一动。陈炳这番话，表面上是陈述事实，实则是在争夺主导权。他理解这种心态——国企领导在面对民企时，总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又伴随着深层次的不安。这种矛盾心理，在混改过程中极为常见。
“陈董说得没错。”高育良放下茶杯，目光转向国资委主任高东辉，“东辉主任，你怎么看？”
高东辉五十出头，戴着金丝眼镜，一副学者模样。他主管省国资委已有五年，经历过多次国企改革，深知其中的敏感与复杂。此刻，他心中正在飞快地权衡利弊。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是他的核心职责。大康汽车虽然效益一般，但毕竟是一家净资产超过百亿的国企。一旦引入民资，估值如何确定？股权如何分配？万一将来出了问题，谁来负责？这些问题像走马灯一样在他脑海中旋转。
“高省长，各位。”高东辉推了推眼镜，“从国资委的角度，我们当然支持混改，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但有几个原则必须坚持：第一，国有资产不能流失；第二，企业控制权必须确保在可靠的人手中；第三，职工安置必须妥善解决。”
他说得四平八稳，滴水不漏。但许家引听了，心中却是一沉。这三条原则，每一条都可能成为合作的绊脚石。特别是第二条——“可靠的人手中”，什么叫可靠？国企领导可靠，民企老板就不可靠？这种潜台词，他太熟悉了。
夏海均坐在许家引旁边，敏锐地察觉到了老板情绪的变化。作为桓大集团的总裁，他是许家引最得力的助手，也是集团战略的主要制定者之一。此刻，他心中正快速分析着局势。
高育良明显在推动这次合作，但又不完全偏向任何一方。这是一种高明的平衡术。陈炳想保住主导权，高东辉想守住国有资产，余承南和曾流天则更像是技术提供方，对控股权兴趣不大。那么桓大呢？500亿真金白银投进去，如果连主导权都拿不到，董事会那边怎么交代？股东们会同意吗？
“各位，”夏海均开口了，声音平稳而有力，“我想提醒一点：桓大准备投入的500亿，是实实在在的资金。在市场经济中，资金是最稀缺的资源之一。我们尊重大康汽车的历史和硬件，但也希望各位能尊重资本的力量。”
他说得很客气，但话里的意思很明白：钱是我们出的，我们理应拥有相应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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