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完事故经过，郑组长将话题转向了孙建国和阿勇。
“你是通过什么途径认识孙建国的？他第一次接触你，具体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郑组长的目光如炬。
陈远如实陈述了孙建国两次“探望”和一次“约谈”的过程，包括对方的威胁、利诱、给钱、给手机等细节，但隐去了自己主动发短信“试探”以及王芳的警告部分。
“阿勇的电话，除了警告你不要乱说话，还说了什么？有没有提及任何具体的人名、地点，或者过往事件？”郑组长追问。
“他……他好像很在意我是不是‘想起’了什么，追问我在城东看到的东西……还问我孙建国是不是找过我，给了钱。”陈远回忆着，“他说孙建国自身难保，让我管好嘴，不然他第一个饶不了我。别的……没具体说。”
“城东看到的东西？”郑组长立刻抓住这个点，“你之前对民政局的同志，也提到过一些‘混乱的记忆’，和城东有关？能详细说说吗？哪怕是最零碎的片段。”
陈远心中警惕，但知道到了这一步，关于“记忆碎片”的含糊说辞已经无法回避。他再次以“头痛”、“记不清”、“像做梦”为掩护，将那套关于“旧工地”、“特殊车辆”、“疤脸男人”、“争执”、“本子”的模糊描述，掺杂着痛苦和恐惧的表情，复述了一遍。
这一次，郑组长和小吴都听得格外仔细。小吴甚至走到了桌边，拿起笔在记录本上快速写着什么。
等陈远断断续续说完，郑组长沉默了片刻，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陈远同志，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孙建国和阿勇，很可能涉及一个长期以暴力手段垄断局部土方砂石市场、并通过行贿、胁迫等方式攫取非法利益，甚至可能牵扯更严重犯罪的团伙。你无意中目睹或听闻的，极有可能是他们犯罪活动的一环。这也是他们如此害怕你‘恢复记忆’、千方百计要控制你的原因。”
他给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将陈远的“记忆”与一个具体的犯罪团伙联系起来，这比之前模糊的“旧账”或“纠纷”更加具体，也更有说服力。
“那……那我老婆孩子……”陈远适时地露出最深的担忧。
“你放心，我们的人已经在你爱人藏身地点附近布控。只要这边你的证言固定下来，我们会立刻安排你们会合，并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启动证人保护程序。”郑组长给出承诺，但依旧是“证言固定”为前提。
证人保护程序？这个遥远的、只在影视剧中听说过的词汇，此刻从郑组长口中说出，带着一种冰冷的、程序化的意味。它意味着彻底的隐姓埋名，与过去一切的割裂，以及长期处于被监控和保护下的生活。这对于只想回归平静的普通人来说，何尝不是另一种沉重的代价？
但陈远没有选择的余地。他点了点头，脸上是认命般的疲惫和一丝得到“保障”后的微弱放松。“我……我都听组织的。”
“很好。”郑组长似乎对他的配合态度表示满意，“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你尽可能回忆，孙建国和阿勇，还提到过哪些人？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暗语、标记、或者他们经常出入的地点？另外，关于你受伤的事故，除了你刚才说的，还有没有其他你觉得奇怪，但之前没敢说或者忽略的细节？任何小事都可能很重要。”
询问进入了更深入、也更耗神的阶段。陈远不得不绞尽脑汁，在真实记忆、合理推测和必要伪装之间，艰难地维持着平衡。时间在昏暗的灯光下，在郑组长冷静的提问和陈远时断时续的回答中，一分一秒地流逝。
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已经完全停了，只剩下屋檐偶尔滴落的水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远处，隐约传来一声火车的汽笛，悠长而苍凉，划破了夜的沉寂，也似乎在提醒着陈远，他正身处一个远离熟悉世界的、未知而危险的边缘地带。
他不知道这场询问会持续多久，不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在等待他，更不知道那条被他寄予最后希望的短信，是否已经穿越雨夜，抵达了它该去的地方，又是否能在命运的棋盘上，激起一丝微澜。
他只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了这条无法回头的路。而前方，是更深沉的黑暗，还是破晓前最冰冷的黎明，他只能走下去，用这具伤痕累累的身体，和那颗在恐惧与希望之间反复灼烧的心，去亲自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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