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挂断后的忙音，像无数细小的冰针，持续刺穿着陈远的耳膜。他僵坐在床边，手里仿佛还握着那块滚烫的烙铁（手机），冷汗早已湿透后背。那个压低而含糊的男声，那句“想保住你老婆孩子就别耍花样”的警告，还有禁止通知王芳的命令，像三条冰冷的毒蛇，缠绕住他的脖颈，缓缓收紧。
对方不仅回应了，而且反应迅速，方式隐秘且极具压迫感。这绝不是什么善意的沟通渠道，更像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单向的陷阱入口。去，可能踏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不去，等于公开违抗，对方会如何“兑现”威胁？
陈远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婴儿床里熟睡的陈曦，又想起此刻正在楼下小花园里、被王芳和李静带着的小宝。对方精准地捏住了他最致命的软肋。他甚至没有时间去仔细权衡利弊，恐惧和责任已经像两只巨手，推着他做出了决定——他必须去。
但他不能完全按照对方说的做。完全孤立自己，是愚蠢的。他需要后手，哪怕这个后手同样脆弱。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思考细节。公共电话……现在这个年代，城市里还有多少公共电话亭？对方指定的号码，肯定对应着一个特定的、可能位于监控盲区或者人流量复杂区域的电话亭。对方要求“只准你一个人听”，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在附近观察，甚至监听。
他慢慢站起身，忍着胸口的闷痛，走到窗边，拉开一点窗帘缝隙，向下望去。医院后门斜对面，隔着一条小街的便利店旁边，似乎就有一个半废弃的公共电话亭，红色的亭身漆皮剥落，玻璃模糊。会是那里吗？可能性很大，距离医院近，方便观察他是否独自前来，也方便监控是否有其他人尾随。
明天下午三点……他只有不到二十四小时准备。
首先，他需要在不引起李静和王芳怀疑的情况下，单独行动。这很难。李静现在几乎寸步不离，王芳也时常在病房。他必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
其次，他需要确保自己离开期间，李静和孩子们的安全。对方虽然警告他不要告诉王芳，但并未明确说会在他离开时对家人动手。可万一呢？他不敢赌。
第三，他需要留下信息。万一他回不来，或者被控制，必须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去哪里找他。
一个个难题，像沉重的石块，压得他喘不过气。成年人的孤注一掷，往往不是热血上涌的冲动，而是在绝境中，用尽最后一丝清明和力气，去计算那微乎其微的生还概率，并为此做好一切能想到的、可怜的准备。
傍晚，李静带着小宝回来，孩子玩得小脸红扑扑的，暂时驱散了病房里的一些阴霾。王芳也跟着回来了，看起来有些疲惫，但眼神依然敏锐。她似乎察觉到了陈远比白天更加沉默，但只当他是身体不适或心事重重，没有多问。
晚饭后，陈远以想早点休息为由，让李静也早点带孩子们洗漱。趁李静在卫生间忙碌，小宝在一边玩玩具的间隙，陈远极其隐晦地，将自己明天需要“单独出去一趟，处理点急事，很快回来”的意思，传递给了正在收拾东西的王芳。他没有说具体是什么事，也没有说地点和时间，只是用眼神和极其轻微的口型，强调了“单独”和“不要声张”。
王芳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她抬起头，目光如电般射向陈远，充满了震惊、疑问和强烈的反对。但她看到陈远眼中那份不容置疑的决绝和深藏的恳求时，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她深吸一口气，极其轻微地点了点头，用同样低不可闻的声音说：“多久？怎么联系？”
陈远微微摇头，示意无法确定，也无法联系。然后，他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门外，做了一个“小心”的手势。
王芳的脸色更加凝重，但她没有再问，只是用口型回了一个“明白”，并指了指自己和李静，做了一个“我们会注意”的手势。
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建立在多日来共同面对危机的信任之上。王芳虽然不知道陈远要去做什么，但她知道，这一定是极其危险且不得已的选择。她能做的，就是在他离开期间，尽全力保护好李静和孩子，并做好最坏的接应准备。
深夜，等李静和小宝都睡熟后，陈远在黑暗中，用那部旧手机（关闭网络和定位）极其缓慢地，打下了一段简短的文字。内容只有时间（明天下午三点左右）、模糊的地点指向（医院后门附近公共电话）、以及一句：“若未归，联系周警官，告之赴约，录音在……”他写下了王芳知道的那个隐蔽存放点的暗示。他没有写具体威胁内容，也没有写对方联系方式，以防手机落入他人之手。
他将这段文字保存为草稿，没有发送。然后，他将旧手机藏在病床垫子下一个极其隐蔽的缝隙里。这是他留给王芳的最后线索。
做完这一切，他躺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直到天色微明。伤口在寂静中持续地钝痛，与心脏不安的跳动交织在一起。明天，他将独自走向那个红色的、漆皮剥落的电话亭，去接听一个不知来自何方、目的为何的电话。这可能是他离真相最近的一次，也可能是他生命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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