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条的碎片，像苍白的蛱蝶，无声地栖在惨白的床单上。病房里只剩下粗重而压抑的呼吸声。陈远撕碎纸条的动作，与其说是决断，不如说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抗——对那无处不在的窥视、对那精准得令人恐惧的心理拿捏、对那张看似温和实则傲慢的“邀约”的反抗。
但碎片可以被撕毁，邀约本身却已如同烙印，刻进了每个人的脑海。
“下周三，下午三点，医院后门咖啡厅。一个人来。谈‘安稳’。”
简单的二十一个字，却重若千钧，压得人喘不过气。
“远哥，你不能去！”李静第一个反应过来，声音带着哭腔，却又异常尖锐，“这摆明了是陷阱！他们想把你引出去！谁知道咖啡厅里等着你的是什么？就算他们不敢在公共场合怎么样，万一……万一他们跟踪你，或者在你回来的路上……”
她不敢再说下去，巨大的恐惧让她浑身发抖。陈远现在的身体状况，别说反抗，就算只是受惊急行几步，都可能引发伤口迸裂或呼吸衰竭。
王芳的脸色也极其凝重。她迅速将地上的碎纸片收拾干净，低声道：“李静姐说得对，这太危险了。‘一个人来’——这就是要切断你与外界的即时联系，让你孤立无援。‘谈安稳’——听起来像是要谈判，给出条件，但用什么谈？他们能给你什么‘安稳’？无非是威胁你接受某种‘安排’，比如永远闭嘴，或者……付出别的代价。”
陈远靠在床头，闭上眼睛。额头的青筋因为用力思考而微微凸起。他何尝不知道危险？对方选择医院附近的咖啡厅，看似公开安全，实则是一种精心的算计。那里人来人往，对方可以轻易伪装成顾客，甚至提前布置。而他，一个重伤未愈、行动迟缓的病人，一旦踏入那个环境，就像羊入虎口，即便对方当场不做任何事，也能轻易掌握他的行踪、观察他的状态、施加心理压力。所谓的“谈”，主动权完全在对方手中。
“可是……如果不去呢？”陈远缓缓睁开眼，目光扫过李静和王芳，“纸条上没说‘后果自负’，但这种无声的威胁更可怕。我们拒绝了第一次‘好意’（孙建国的探望），现在再拒绝第二次‘邀约’，对方会怎么想？会觉得我们油盐不进，决心对抗到底。接下来，他们会用什么手段？”
他顿了顿，声音更加干涩：“继续寄恐怖的东西？直接对静静或者孩子下手？还是制造一起看起来更‘合理’的‘意外’？我们现在连他们是谁、到底有几拨人都没搞清楚，防得住明枪，防得住所有的暗箭吗？”
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去，风险巨大，可能自投罗网；不去，可能招致更猛烈、更不可测的报复。成年人的两难，往往不是善恶之间的选择，而是在两种都可能通往绝境的路径中，被迫挑选一条似乎“代价稍小”的。
“报警！”李静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把纸条的事情告诉周警官！让警察去咖啡厅布控！或者……让警察阻止你去！”
王芳苦笑：“纸条是打印的，没指纹，孙建国塞进来就走了，没有直接威胁言语。警察就算知道，能做什么？提前布控？以什么理由？对方完全可以声称只是约谈解决‘误会’或‘纠纷’，甚至可能根本不去，或者派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去。警察不可能因为一张语焉不详的纸条就大动干戈。而且……”她看向陈远，“如果警方大规模介入，对方可能会立刻缩回去，然后……用更隐蔽、更难以防范的方式报复。陈大哥之前放出风声，把自己弄成‘麻烦人物’，就是想争取一点周旋空间。如果现在让警方强势介入谈判，这个‘麻烦’形象就立不住了，对方可能直接选择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消除麻烦’。”
李静绝望地松开了手。她不懂这些弯弯绕绕，但她听懂了：报警未必有用，甚至可能更糟。他们仿佛被困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里，外面的人可以随意敲打、窥视、递进纸条，而他们却束手无策，连大声呼救都可能震碎脆弱的罩子，让危险直接涌入。
陈远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光线渐渐偏移，病房里明暗交界。“还有四天。”他最终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疲惫的平静，“这四天，我们做三件事。”
“第一，王社工，你通过你的渠道，尽可能查这个‘孙建国’的底细，还有‘阿勇’。纸条上直接提了‘阿勇’，说明这个名字不是空穴来风。查他们和江大川的关系，和以前城东那些砂石土方生意的关系。”
王芳点头：“我尽力。但时间太短，对方如果有意隐藏，很难查到深层的东西。”
“能查多少算多少。”陈远继续，“第二，我们要让警方‘适当’地知道这件事，但不是以‘受害者求助’的方式，而是……以‘我们可能被卷入更复杂纠纷，担心自身安全’的方式，向周警官‘咨询’或‘报备’。让警方有一个印象，但不指望他们采取行动。这样，万一……万一我去了咖啡厅出事，至少警方知道有这么个约，有个调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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