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胁电话带来的寒意，持续渗透进病房的每一个角落。连续两晚，陈远和李静都只在极度疲惫后短暂昏睡，随即又被各种细微声响或噩梦惊醒。小宝也变得异常敏感，夜里时常哭醒，喊着“怕黑”。只有襁褓中的陈曦，尚且不知世事艰险，遵循着婴儿的本能吃睡，那无忧无虑的细微呼吸声，反衬得大人的世界更加沉重。
王芳几乎成了病房的常驻人员。她协调医院，给病房的门锁临时加了一道插销，从里面可以反锁。她又弄来一个简易的门挡报警器，如果有人从外面试图强力开门，会发出尖锐的鸣响。这些措施更多是心理安慰，但多少带来一丝聊胜于无的安全感。
警方的反应也算迅速。周警官第二天上午又来了，带着技侦的同事，再次检查了陈远的旧手机，并取走了SIM卡做进一步分析——尽管希望渺茫。医院方面，保卫科科长亲自来了一趟，表示会重点留意这个病区，增加监控摄像头的检查频率，并对所有进入住院部的非医护、非探视预约人员进行更严格的盘查和登记。
“我们已经将情况上报，申请对你和你的直系亲属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周警官对陈远说，语气比上次更加严肃，“但你也清楚，在取得更实质性证据、或者对方有进一步明显违法行为之前，我们的手段也有限。你自己一定要提高警惕，有任何情况，哪怕你觉得是疑神疑鬼，也立刻联系我们。”
陈远点头致谢，脸上是恰到好处的感激和忧虑。他心中却明镜似的：警方的“保护”是一道外部栅栏，或许能防住明面上的冲击，但防不住那些阴湿的、沿着缝隙钻进来的毒虫。真正的威胁，往往来自那些看似合规的“探视”、伪装成关心的“问候”、或者利用规则漏洞的“意外”。
成年人的安全感，从来不能完全寄托于外力。尤其是当你面对的对手，可能比你更熟悉某些规则的灰色地带时。
经济压力并未因那笔工友凑的钱而根本缓解。李静去结算中心办理了部分费用的结算，那叠带着体温的钞票迅速变成了冷冰冰的收据数字。她悄悄问过刘医生，能否将一些辅助药物减量或换成更便宜的。刘医生很为难，斟酌着说：“陈远肺部挫伤和胸膜剥离面积大，感染和粘连风险高，有些药是为了预防严重并发症，不能省。不过……有一种进口的促进胸膜愈合的药，价格很贵，医保不报，如果实在困难，可以考虑先停用，但恢复速度可能会受影响，未来粘连胸痛的后遗症概率也会增加。”
李静把这话告诉了陈远。陈远沉默了很久，说：“停了吧。” 他没有犹豫。未来的疼痛和风险是未知的，眼前的账单是实实在在的。这是成年人在贫穷疾病面前最典型的无奈：你没有资格考虑长远的生活质量，只能先解决眼下的生存危机。
身体的康复在继续，缓慢而坚定。陈远已经可以自己用手臂支撑，在摇高床头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从半躺到坐起的动作，虽然仍需小心翼翼，耗时良久。他也能在搀扶下，在病房里缓步走上十几个来回，尽管每一步都伴随着伤口的牵扯痛和呼吸的急促。这些进步微小，却至关重要，它们像黑暗中的萤火，证明这具身体尚未完全被摧毁，还有反抗的资本。
王芳开始着手陈远那个危险计划的前期准备。她没有直接去接触任何可疑的“触角”，而是通过自己那个在司法系统的朋友，以及一些其他可信的渠道，非常迂回地、不露痕迹地放出了另一层意思的风声。
这层风声更加模糊，大意是：陈远一家现在被吓破了胆，尤其是接到那个威胁电话后，陈远本人精神状态更不稳定，时而糊涂时而清醒，对谁都充满恐惧。他现在唯一的心思就是保命，保住孩子，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如果有人想从他这里“问”出点什么，或者“确认”点什么，恐怕很难得到清晰有用的信息，反而可能刺激到他，让他说出更多不受控制的“胡话”。最好的办法，也许是让他“彻底安静下来”，或者，用某种方式让他“永远想不起来”。
这风声，是在原有“陈远可能恢复记忆”的基础上，叠加了一层“此人已废，不可控，且是个麻烦”的意味。目的是什么？一是进一步搅浑水，让那些对“陈远记忆”感兴趣的人感到棘手和不确定；二是试探，看哪一方会对“让他彻底安静”或“让他永远想不起来”这个选项更感兴趣；三，也是最重要的，为王芳下一步可能的“接触”创造一种氛围——她可以扮演一个试图帮助陈远一家“平息事端”、“寻求自保”的中间人角色。
这是个走钢丝的计划，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任何一方识破，或者引火烧身。但陈远和王芳都认为，这是目前打破僵局、获取信息的唯一可能途径。坐以待毙，只有死路一条。
这天下午，一个意想不到的“触角”，以一种看似温和无害的方式，探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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