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被转入呼吸科正式病房的那个下午，林城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小雪。细密的雪粒打在病房窗玻璃上，发出沙沙的轻响，旋即被室内的暖意融化成一道道蜿蜒的水痕，模糊了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和远处高楼的轮廓。单人病房不大，但比起急诊留观室的嘈杂和压抑，已然是天壤之别。洁白的墙壁，整洁的病床，独立的卫生间，床头柜上甚至还摆着一小盆绿萝，在暖气片的烘托下舒展着油绿的叶子，给这个充满消毒水气味和仪器嗡鸣的空间，带来了一丝微弱的生机。
这一切，是王芳几乎跑断腿、磨破嘴皮，加上医务科张主任那份带着风险的“人道主义备案”，共同争取来的结果。费用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被暂时挂起，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李静一家头顶，但至少，抢救和治疗可以不受阻碍地进行了。
陈远身上连接着更多的管线：鼻饲管、中心静脉置管、心电监护、血氧探头，还有一台帮助他呼吸的无创呼吸机，面罩扣在脸上，随着机械的节奏一起一伏。他的脸色依旧是一种病态的灰败，眼窝深陷，但呼吸相比之前，似乎平稳了一些，不再那么费力挣扎。高烧在强效抗生素和退热药物的联合作用下，终于开始缓慢退却，虽然体温仍不稳定，但至少不再持续徘徊在危险的高位。赵医生（他现在是陈远的主治医生之一）说，感染初步得到控制，但肺部情况依然复杂，胸腔积液需要穿刺引流，后续抗感染和营养支持是长期过程，恢复之路漫长且充满变数。
能住进病房，能接受系统治疗，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一个由陌生人的善意、制度的微小缝隙和绝境中不肯放弃的挣扎共同创造的奇迹。李静坐在病床边的陪护椅上，看着窗外飘落的细雪，心中却并无多少欣赏雪景的闲情逸致。短暂的庆幸之后，是更具体、更沉重的现实。
钱。王社工带来了一个不算好也不算坏的消息：区民政局的“急难型临时救助”特批程序已经启动，但金额有限，预估最多能批下三千元左右，而且拨付需要时间，至少还要等三到五个工作日。王芳同时还在积极联系几家慈善基金和本地企业，看能否进行定向募捐或申请紧急医疗援助，但这些同样需要时间，且结果难料。
三千块，对于动辄一天上千甚至数千的ICU（目前还没进，但呼吸科病房费用也不低）和治疗费用来说，杯水车薪。而“三到五个工作日”，每一天的花销都在累积。医务科备案的前提是“后续必须有明确的费用解决方案”，这个“明确”的期限，医院没有明说，但压力无时不在。
除了医疗费，还有生活费。他们需要吃饭。小宝和陈曦需要营养。王社工和邻床好心的家属偶尔会带些饭菜或水果给他们，但这不是长久之计。李静口袋里的钱，算上表婶承诺但还未到账的五百块，满打满算也不到八百了。她必须省下每一分钱。
她开始在医院的角落寻找机会。趁陈远睡着、孩子们暂时安静的时候，她帮同楼层其他病房行动不便的病人打热水，倒垃圾，换取一点微薄的酬劳（通常是一两个苹果、一袋饼干或三五块钱）。她甚至偷偷向清洁工阿姨打听，医院有没有临时工可以做，比如打扫卫生、帮厨，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摇头，需要健康证、身份证，还要正式雇佣。
小宝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他不再像之前那样惊恐无助地粘着妈妈，而是学会了察言观色。爸爸睡着时，他会安静地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看着监护仪上的数字，虽然看不懂，但似乎知道那些线条和数字关乎爸爸的生死。妹妹哭了，他会笨拙地试着去哄，学着妈妈的样子轻轻拍打。李静出去“干活”时，他会像个小卫士一样守在病房里，警惕地看着每一个进出的人。
陈曦的情况却让李静新的担忧。连续的奔波、惊吓、营养不良，加上医院复杂的环境，小家伙开始腹泻，精神萎靡，小脸瘦了一圈，哭声都变得有气无力。李静不敢带她去儿科看（又是一笔开销），只能凭经验调整奶粉浓度，用热水袋捂着肚子，祈求她能自己扛过去。
这天下午，王芳又来了，带来了几件半旧的儿童棉衣和一小罐奶粉，说是从志愿者那里募集的。她看起来比前几天更加疲惫，眼下的青黑很重，但眼神依然坚定。
“李姐，民政那边的三千块，最快后天能到账一部分。慈善基金那边，有一家‘仁心救助’表示有兴趣，但需要更详细的病人资料和家庭情况核实，可能还要派人来医院看望。”王芳一边说，一边看了看床上的陈远和旁边小床上睡着的陈曦，“孩子怎么了？脸色不太对。”
李静红了眼圈，低声说了陈曦的情况。
王芳眉头紧锁：“这么小的孩子，腹泻不能大意，容易脱水。我认识儿科的一个护士，一会儿我去问问，看能不能请她私下帮忙看看，至少给点指导。钱的事，你别太着急，我们一起想办法。媒体那边我也在联系，有时候舆论关注也能带来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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