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过后，便入了“数九”寒天。民间谚语形象地描绘着这隆冬的进程：“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 眼下，正是“不出手”的时节。寒气无孔不入，即便阳光晴好，那光线也像是被冻住了，苍白地照在覆着薄霜的窗棂和冰冷的地面上，不带一丝暖意。人们裹紧衣帽，缩着脖子，在外面稍待片刻，裸露的皮肤便如同被细针扎刺一般。
严寒，用它最直接的方式，考验着万物的韧性，也锤炼着家庭的温度。
陈建国的二胡，在这酷寒中，非但没有停滞，反而像是被这极端的环境逼出了更深沉的内力。他不再追求曲目的数量，而是反复打磨那几首已然熟练的曲子。有时，一个乐句他会拉上十几遍，只为调整一个音符的轻重缓急，寻找那种“弦外之音”。那琴声在寂静寒冷的冬日午后响起，少了些表演性，多了些内省的意味，仿佛是他与自身、与岁月的一场深度对话。赵秀芬依旧是那个最默契的知音，她能从那日趋圆熟的琴声里，听出老伴心绪的微妙变化，是平和，是感慨，抑或是一丝不易察觉的、对过往的怀念。她会在他拉完一曲、沉浸其中时，默默地为他续上热茶，将那满溢的关怀，化作无声的行动。
赵秀芬的“冬藏”事业也进入了精耕细作的阶段。那缸雪里蕻已被证明大获成功，成了佐餐的明星。她又兴致勃勃地开始尝试制作泡菜，按照一本发黄的老食谱，将萝卜、豇豆、嫩姜投入清澈的盐水中，密封在玻璃罐里，每日观察着液体的变化和蔬菜的沉浮。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如同一个有趣的实验，让她在等待中平添了许多期待。阳台角落里那些过冬的蔬菜，也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像一排排等待检阅的士兵，为这个家储备着踏实过冬的底气。
小宝对“数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远找来一张“九九消寒图”，上面画着一枝有八十一个花瓣的素梅。他告诉小宝，从冬至第二天起，每天用红笔涂满一个花瓣，等所有花瓣都涂红，春天就来了。这个简单的仪式，成了小宝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惦记的事。他握着红彩笔，极其认真地将一个小小的花瓣涂得满满当当，然后掰着手指头算：“一九、二九……爸爸，还要涂好久好久啊。” 这种对时间的具象化感知，和对春天近乎虔诚的等待，是他幼小心灵里，对自然规律最初的、充满仪式感的认知。
真正的考验，在一个周末的清晨降临。陈远起床后，发现客厅温度明显偏低，走到暖气片前一摸，一片冰凉。供暖管道出了问题，整栋楼都停了暖气。
骤然而至的寒冷，让穿着单薄睡衣的小宝立刻打了个喷嚏。李静赶紧翻出厚睡衣给他换上。陈远第一时间给供热公司打了报修电话，得知因为故障较大，修复可能需要大半天时间。
“爸妈那边肯定也停了，”李静有些担忧地说，“他们年纪大，更怕冷。”
陈远立刻拿起手机给父母家打电话。果然，赵秀芬接的电话，声音还算平稳，但背景里能听到陈建国轻微的咳嗽声。
“我们没事，穿了厚衣服了，”赵秀芬在电话那头说，“你们照顾好小宝，别冻着。”
挂掉电话，陈远和李静对视一眼，没有多言，默契地行动起来。陈远翻出了许久不用的电暖器，插在客厅，又检查了门窗的密封性。李静则烧了一大壶开水，灌了好几个热水袋，一个塞给小宝抱着，另外两个，她看了看陈远。
“我去给爸妈送过去，”陈远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顺便看看他们那边什么情况。”
陈远裹上厚厚的羽绒服，抱着两个滚烫的热水袋出了门。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短短一段路，耳朵就冻得生疼。敲开父母家的门，一股并不比室外暖和多少的冷气扑面而来。陈建国和赵秀芬都穿着最厚的棉衣，坐在沙发上，盖着同一条厚厚的毛毯，脸色有些发青。
“怎么才穿这么点？”陈远赶紧把热水袋递过去，触碰到母亲冰凉的手，心里一紧。
“刚起来没多久，没想到暖气停得这么彻底。”赵秀芬接过热水袋，捂在怀里，脸上露出一丝慰藉。
陈建国没说话，只是接过热水袋，放在了膝盖上，然后看了看陈远单薄的衣着，皱了皱眉：“你跑来干什么，我们扛得住，快回去，家里孩子小。”
陈远没有听父亲的“赶人”，他转身走进厨房，发现暖水瓶里的水也不够热了。他重新烧上水，又检查了一下父母家的窗户，把缝隙都用旧毛巾塞了塞。
“我在这儿等暖气来了再走，”陈远语气不容拒绝，“一会儿水开了，再多灌几个热水袋。”
这个没有暖气的上午，时间过得格外缓慢。陈远陪着父母坐在冰冷的客厅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电水壶的嗡鸣声成了房间里唯一活跃的声响。小宝不时打来电话，奶声奶气地问：“爷爷奶奶还冷吗？暖气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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