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寄出去第七天,《北京日报》编辑部。
编辑老赵看着桌上那封匿名信,眉头紧锁。
信纸已经传阅过三轮,几个编辑意见不一。
“老赵,这信…内容太惊人了。”副编辑说,“三年逼捐,还是在61年那种年景。要是真的,这可是个大新闻。”
“也可能是诬告。”另一位编辑说,“匿名信,没落款,谁知道真假。”
老赵没说话。他拿起信又看了一遍。
信写得很清楚:时间、地点、人物、金额,连部分捐款记录都抄录了。最触目惊心的是1961年大饥荒期间仍在逼捐这一条。
如果属实,这不是简单的邻里纠纷,是喝人血。
“派个人去查。”老赵终于开口,“但不要声张。老王,你去,装成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就说…就说回访赔偿款发放情况。”
“行。”王记者点头。
第二天上午,王记者背着挎包进了南锣鼓巷。
他没去街道办,直接去了九十五号院。敲开前院李家的门时,李大山正在家糊纸盒。
“同志,您是?”
“街道办的,来回访一下赔偿款发放情况。”王记者掏出个小本子,“上次不是发了退赔款吗?街道想了解一下,钱都收到了吗?有没有什么问题?”
李大山赶紧让进屋:“收到了收到了,三百四十五,一分不少。谢谢街道,谢谢王主任。”
“那就好。”王记者在本子上记着,“对了,听说这钱是退赔以前捐款的?以前捐得多吗?”
李大山脸色变了变:“这个…还行吧。”
“我看看记录。”王记者翻开另一页,“61年你家捐了八次,十一块五。那时候日子不好过吧?”
李大山沉默了。
“同志,这话…能不说吗?”他低声说,“钱都退了,再说那些…”
“我就是了解一下情况。”王记者说,“你放心,就是内部回访,不往外说。”
李大山犹豫了很久,终于开口:“61年…是真难啊。家里四个孩子,粮食定量不够,天天饿得哭。可院里让捐,不捐不行。一次五毛,八次就是四块…四块钱,能买多少红薯啊……”
他说着,眼圈红了。
王记者默默记下。
他又去了王家。王师傅正给媳妇熬药,见街道办来人,有些紧张。
“钱收到了,二百八十九,谢谢街道。”
“听说您爱人长期生病?”王记者看着炕上脸色蜡黄的王嫂子。
“是,哮喘,还有风湿,干不了活。”王师傅说,“药不能断,一断就犯病。”
“那以前捐款的时候…”
王师傅苦笑:“捐啊,怎么不捐。61年捐了七次,九块四。那时候我媳妇病重,抓药的钱都不够,还得捐…不捐,易中海就说没有团结精神,要调整住房。我怕啊,我家这情况,要是被赶出去,上哪儿住去?”
王记者继续记。
他一家家走访。韩家、陈婶家、赵家、周家、吴家、郑家……每家的说法都一样:被逼捐,不敢不捐,尤其是61年,饿着肚子也得掏钱。
问到孙家时,孙建国很平静。
“捐了二十八块八,退了二百八十八。”
“61年捐了九块一?”
“对。”孙建国说,“那时候我奶奶身体还好,能糊纸盒,我和弟弟打零工,日子勉强能过。但捐了钱,就得紧着点。”
“听说有人因为不捐被迫搬走了?”
孙建国看了王记者一眼:“有,前院原来住着一户姓张的,61年底搬走的。他家孩子多,实在捐不起,易中海开大会批评,说他不团结。后来…就搬了。”
“搬哪儿去了?”
“不知道。”孙建国说,“可能是回乡下了。”
王记者点点头,合上本子。
走访持续了两天。王记者又去了街道办附近,找了几家修鞋摊打听。修鞋的刘老头一听九十五号院,直摇头。
“那院子…邪性。前几年老有人来反映,说逼捐,活不下去了。街道办不管,派出所也不管。后来就出事了,断腿的断腿,死的死……”
“派出所为什么不管?”
“谁知道呢。”刘老头压低声音,“听说所长跟王主任是老同事,关系好。再说了,那院子有个聋老太太,跟王主任有点亲戚关系,一直护着易中海他们。”
王记者心里有数了。
回到报社,他把调查情况写成报告。老赵看完,拍了桌子。
“发!明天就见报!”
“标题怎么定?”
“就叫……”老赵想了想,“《三年逼捐,困难时期喝人血——南锣鼓巷九十五号院问题调查》。”
第二天一早,《北京日报》第二版,整版报道。
标题黑体加粗,正文密密麻麻。
文章从1961年大饥荒说起,详细列举了九十五号院三年的捐款次数、金额,特别强调了在粮食最紧缺的年份仍在逼捐的事实。采访了七八户居民,每户的证言都触目惊心。
更狠的是,文章最后点了一句:“对于群众的多次反映,街道办、派出所均未认真处理,直至矛盾激化发生恶性案件,才以退赔了事。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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