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干事领命而去，动作没有丝毫迟疑。
对这位年轻的局长，他早已从最初的惊疑转为彻底的信服。
她的每一个命令，看似天马行空，事后却总能证明是整盘棋局中，落子最精准、杀伤力最致命的一步。
三天后，京城军区大院，全军医疗卫生监察局局长办公室。
午后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
办公室里，一切都显得与往日不同。
原本现代化的办公桌旁，多了一张吱呀作响的老式藤椅；桌上的不锈钢保温杯，换成了印着“赠给最可爱的人”字样的搪瓷缸子，缸沿还有几处磕碰的黑疤；墙上那幅气势恢宏的山水画被取下，挂上了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那是七十年代，一群穿着工装、笑容灿烂的女工在车间前的合影。
林晚星甚至让人从档案室翻出了一本空白的旧式手写来访登记簿，用一支蘸水钢笔，在第一页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来访事由：探望已故战友“寒梅”家属。
她做完这一切，静静地坐在藤椅上，手里捧着那只搪瓷缸子，目光落在窗外摇曳的树影上，整个人仿佛被镀上了一层旧时光的柔光。
在黄干事去长沙“请”人之前，程永年主席就已经通过内部档案系统，将“寒梅”的真实资料调了出来。
结果干净得令人心寒——“寒梅”，本名梅雪君，烈士遗孤，未婚，无任何直系及旁系亲属。
这个所谓的“妹妹”，身份是彻头彻尾的伪造。
下午三点整，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
黄干事领着一个穿着朴素布衣、梳着两条麻花辫的中年女人走了进来。
那女人约莫四十出头，皮肤略显粗糙，眼神带着一丝怯生生的拘谨，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布包，活脱脱一个从乡下第一次进城的教师模样。
“局长，陈玉兰老师到了。”黄干事低声报告。
林晚星立刻站起身，脸上没有丝毫上位者的威严，反而带着一种见到亲人般的急切与热忱。
她几步上前，没等陈玉兰反应过来，就一把抓住了她冰凉的双手。
“是玉兰妹妹吧？快坐，快坐！”她的声音温和而真诚，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颤，“路上辛苦了。姐姐的事，我一直记在心里，这么多年，委屈你了。”
这一声“妹妹”，喊得陈玉兰身体一僵，她局促地被林晚星按在藤椅上，连连摆手：“不辛苦，不辛苦……能来看看领导，是我的荣幸。”
林晚星亲自给她倒了一杯热水道：“别叫我领导，叫我晚星就行。当年我和梅雪君同志虽然岗位不同，但也算是在一个战壕里拼过命的战友。”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林晚星绝口不提任何敏感话题，只是拉着家常，询问陈玉兰在乡下的教学生活，关心她的身体状况，那份发自肺腑的关怀，几乎要让陈玉兰信以为真。
就在陈玉兰逐渐放松警惕时，林晚星仿佛无意间整理桌面文件，将一份文件的复印件抽了出来，随手放在了桌角，那位置，正好在陈玉兰视线的余光里。
文件封皮上几个加粗的黑体字，刺眼夺目——《关于部分军工遗留资产移交清单（草案）》。
陈玉兰端着茶杯的手，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她垂下眼帘，掩饰住瞳孔的微缩，但那瞬间的僵硬，早已被林晚星尽收眼底。
林晚星假装未觉，反而重重叹了口气，脸上露出痛心疾首的表情：“说起来，梅雪君同志当年还是我们一个重要药物研发项目的核心成员。可惜啊，项目后期资料意外损毁，很多关键数据都丢了，不然，能救更多的人。”
陈玉兰低着头，幽幽地接了一句：“是啊，太可惜了。那个年代，要是……要是有钱能打点一下关系，说不定有些东西，还能找回来……”
就是这句话！
一个淳朴的乡下女教师，绝不会在军区领导面前，如此自然地说出“花钱打点关系”这种话。
这是长期在灰色地带游走之人才有的思维惯性！
破绽，出现了。
林晚星心中冷笑，面上却露出了深以为然的无奈：“谁说不是呢。唉，不提这个了。”她话锋一转，像是想起了什么，“说起来，最近财务部门确实在清理一笔八十年代初就冻结的资金，据说是拨给某个秘密项目的专项补偿款，数额不小。可因为项目保密级别太高，负责人又牺牲了，这笔钱一直找不到合法的继承人，成了悬账。”
说着，她又从一堆文件中抽出另一份，更加随意地叠放在那份《资产移交清单》之上。
这份文件盖着鲜红的公章，标题更是触目惊心——《总后勤部未结清历史遗留账目汇总表》。
陈玉兰的呼吸，瞬间急促了一下。
她强装镇定地喝完了杯里的水，起身告辞。
林晚星热情地将她送到门口，握着她的手，恳切地说：“妹妹，你先在招待所住下，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姐姐的荣誉，我们一定要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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