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晋的硝烟还没散尽，东方齐国的都城临淄，却是一片畸形的繁荣景象。酒肆里觥筹交错，市集上人声鼎沸，贵族们的车驾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可若你细看，会发现一种奇怪的分裂感：北城的宫室日渐冷清，而南城的几处高门大院前，却排起了长队。
队伍里多是面黄肌瘦的庶民，他们手里拎着破旧的陶罐，眼神里有一种近乎麻木的期待。高门之内，有人在量米。用的斗，比官家的大得多。
“田氏又借粮了，”队伍里有人低声说，“大斗借出，小斗收回。这年头，也只有田家还记着我们这些穷人了。”
这话像一粒种子，落在干涸的土地上，悄无声息地扎根。而这样的“种子”，田氏家族已经撒了整整一百多年。
一、从“外来户”到“自己人”：田氏的原始股
时间倒回到公元前672年。陈国（妫姓）内乱，公子完逃到齐国。当时的齐桓公姜小白正值霸业顶峰，求贤若渴，二话不说就收留了这位落魄公子，还给他封了个工正（掌管工匠）的官职。
陈完很识趣，到了齐国就改姓“田”（陈、田古音相近，也可能是封地），彻底本土化。他知道，自己一个外来户，要想在齐国立住脚，必须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田完的子孙，把这条家训刻进了骨子里。他们世代在齐国为官，不显山不露水，却牢牢占据着一些关键职位：工正、大夫……像藤蔓一样，悄悄缠绕上齐国这棵大树。
机会出现在公元前545年。齐国权臣庆封专权，搞得天怒人怨。田氏当时的族长田须无和他的儿子田无宇，联合其他几家贵族，发动政变，赶走了庆封。
这是田氏第一次登上齐国权力核心的舞台。他们不是主角，但分到了丰厚的政治红利——更多的封地、更高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他们赢得了“拨乱反正”的好名声。
从这一刻起，田氏开始有意识地经营自己的“人设”：公正、仁德、体恤百姓。与当时齐国其他几家骄横跋扈的贵族（如国氏、高氏）形成鲜明对比。
二、“大斗出，小斗进”：一场跨越世纪的民心IPO
到了田无宇的儿子田乞（田僖子）这一代，田氏的“慈善事业”开始系统化、规模化。
当时齐国的国君是齐景公。这位老兄在位时间长（58年），早年还有点作为，后期就沉迷享乐，拼命搜刮。史书记载：“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左传·昭公三年》）国君仓库里的粮食都放得生虫腐烂了，而基层的乡官老人却在挨饿受冻。
百姓怨声载道。
田乞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开启了一项“金融创新”——粮食借贷。
具体操作很简单：
借出时：用自家特制的大斗量米给百姓。（比公家的标准斗大很多）
收回时：允许百姓用公家的小斗还米。（甚至经常减免、不催债）
这哪里是借贷？这简直是白送！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写得明白：“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予民以大斗，行阴德于民。”注意，司马迁用了“阴德”二字，精准无比。这不是公开的施舍，而是润物细无声的收买。
效果是爆炸性的。
齐国老百姓很快算清了这笔账：找公家借粮，利息高，斗还小；找田家借粮，几乎等于白拿。人心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朝田家涌去。
民间开始传唱：“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老太太采野菜啊，心里想着田成子啊！）田乞的儿子田常（田成子）继承并放大了这套操作，影响力达到顶峰。
与此同时，田氏在政坛上继续“挖墙脚”。他们用丰厚的俸禄和礼遇，招揽齐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士人、武士，形成自己的“智囊团”和“私兵”。齐国的贤能之人，渐渐“归之如流水”。
田氏玩的，是一场双轨制。对底层，用经济实惠（粮食）收买；对中层精英，用政治前途（官职俸禄）拉拢。而支付这些成本的“资金”从哪里来？很大一部分，恐怕就来自他们通过官位和封地，从齐国这台国家机器上汲取的养分。用齐国的资源，买齐国的人心，最终目标是拿走齐国的所有权。
三、从“清君侧”到“换君父”：流血与不流血的交替
光收买民心还不够，政治上的硬仗也得打。田氏在齐国内部与其他贵族的斗争，同样血腥。
齐景公死后，齐国陷入继承人争夺的混乱。田乞施展雷霆手段，先后废立了晏孺子和齐悼公，清除了政敌国氏、高氏。在这个过程中，他毫不手软，该杀就杀，该逐就逐。
到了他儿子田常（田成子） 时代，手段更狠。公元前481年，田常发动政变，杀死了齐简公和诸多公族，另立齐平公。这次政变后，田常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自己上位，而是扩大封地。他把齐国安平（今山东临淄东）以东直到琅琊的大片土地，都划为自己的封邑，面积比齐平公直接控制的地区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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