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结束后，团队成员立刻开始了对试点班级的数据分析和实地观察。很快，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现象浮现出来。
“李总，您来看这个。”数据分析小组的负责人张伟，指着屏幕上的一张对比图，脸色凝重。
图表上，两条曲线泾渭分明。一条代表着配备了平板电脑的试点班级，另一条则代表着同一年级、由同一位老师执教的、没有配备平板的平行班级。
“这是过去一个月，两个班级的数学平均学习进度图。”张伟指着那条明显高出一截的曲线，“试点班级的进度，比平行班级快了整整一周。就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教导主任刚刚提交了申请，希望我们能为试点班级提前两周解锁下一阶段的学习内容，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个月的大纲‘吃’完了。”
李浩盯着那两条逐渐拉开距离的曲线，心中一沉。
“‘数字鸿沟’……”他喃喃自语。
这个曾经只在宏观报告中出现的名词，此刻以一种无比清晰、无比残酷的方式，展现在他眼前。它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社会学概念，而是发生在同一间学校、同一个老师、不同教室里的，活生生的现实。
拥有技术工具的班级，像坐上了快车。平台化的作业系统、标准化的课件内容、游戏化的学习激励，都极大地提升了知识传递的效率。老师从繁重的备课和批改中被解放出来，可以将更多精力用于“培优补差”，对进度超前和落后的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让快车越开越快。
而没有技术工具的班级，依旧在传统的轨道上，依靠老师的一支粉笔、一本教材，按部就班地前进。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却在无形中被甩在了后面。
下午，李浩亲自走进教学楼。他没有通知任何人，只是像一个普通的访客，悄悄地站在试点班级的后门窗外。
教室里异常安静。学生们低着头，专注地看着自己面前的平板。手指在屏幕上滑动、点选，偶尔有几个学生戴上耳机，观看视频讲解。讲台上的老师，则拿着一个教师端平板，在教室里来回走动，时不时地在某个学生身边停下，俯身轻声说些什么。整个课堂，像一个高效运转的、精密的工厂车间。
随后，他走到了走廊的另一头，那里是平行的普通班级。
截然不同的景象。
数学老师正在讲台上，用洪亮的声音讲解一道几何题。他手持三角尺，在黑板上画着辅助线，一边画一边提问：“大家看，连接A点和C点，我们得到了什么？”
“一个三角形！”几十个孩子的声音汇成一股洪流，充满了整个教室。
“非常好！那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我们能不能求出来？”
一个男孩高高地举起了手，脸上是迫不及待的兴奋。
李浩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他无法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判这两种模式。前者高效、精准、个性化，代表着未来。后者热闹、直接、充满集体感，承载着传统。
他一直认为，技术是普惠的，是打破阶层、促进公平的工具。可眼前的景象却在告诉他，在现实世界中，工具的分配本身，就在制造新的不公。当一部分人拥有了更先进的生产工具时，“鸿沟”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在接下来的学生与家长访谈中，这种复杂性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我超喜欢这个平板！就像玩游戏一样，一关一关地过，可有意思了！”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兴奋地说，“我已经是我们班第一个拿到‘诗词小状元’徽章的人了！”
但另一个文静的女孩却小声地说：“有时候……我还是更喜欢听老师讲课。老师讲故事的时候，会看着我的眼睛。”
家长们的担忧则更加直接。
“孩子天天在学校盯着屏幕，回家还要用电脑查资料。他的视力怎么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一位母亲忧心忡忡地说。
“这种学习方式，长期来看，效果真的好吗？”一位父亲提出了更深层次的疑问，“他们是在真正地思考和理解，还是只是在熟练地点击和选择？会不会以后离开了平台，他们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学习了？”
一整天的评估下来，李浩和他的团队收集了厚厚一沓的反馈。每一条意见，每一个问题，都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们心上。
当晚，项目组的内部复盘会，气氛异常严肃。
所有人都看着李浩，等待着他的判断。这个被寄予厚望、被誉为“教育未来”的项目，在现实面前，暴露出了如此多尖锐的矛盾。
李浩沉默了许久，环视着团队里一张张年轻而略带疲惫的脸。
“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也看到了很多。”他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有力，“我们看到了平台的效率，看到了老师们被解放出的时间，也看到了学生们对新模式的喜爱。从数据上看，我们的试点是成功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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