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新家峁最大也最致命的短板,同样也是整个陕北,是整个北方地区,是小冰河时期的主旋律。
春播结束后的第三天,天色依旧是那种刺眼的湛蓝,连一丝云彩都没有。李健清晨起来,习惯性地抬头望天,心又沉了几分。已经连续七天没有下雨了,地里刚播下的种子正在土里挣扎,急需一场透雨来唤醒它们。
他走到峁东头的那口老井旁,井台上已经排起了队。男人们用木桶打水,小心翼翼地倒进自家的瓦罐里,生怕洒出一滴。井水的水位明显下降,去年这时候,用绳子一丈就能打到水,现在得一丈五才够得着水面。
“李头儿,这水只够人喝,牲口都减半了。”管水的钱老倔凑过来,压低声音说,“更别说浇地了。一千亩地啊,就算每亩地浇一桶水,也得一千桶。可咱们一天总共才出五十桶水,全浇了也不够半亩地。”
李健没说话,弯腰从井里打了半桶水上来。水质清澈,但量太少了。他掬起一捧喝了一口,水很凉,带着地底特有的甘甜,可这甘甜此刻尝起来却有些苦涩。
他想起数据:陕北地区年均降水量不到四百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一千五百毫米。十年九旱,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这是刻在这片土地上的诅咒。去年算是难得的风调雨顺,可今年开春以来,雨水明显比往年少。
“得找水。”李健在地图前沉思,手指在羊皮地图上缓缓移动,“或者……把现有的水利用起来,一滴都不能浪费。”
这幅地图是周大福带着几个年轻人花了半个月时间绘制的,上面标明了新家峁周围五里内的地形、水源、道路。虽然粗糙,但已经是这个时代难得的精密了。
第二天一早,李健召集了水利专题会议。参会人员不多,但都是精挑细选的:周大福(最熟悉周围地形,能在山里不迷路)、吴先生(读过些杂书,有点理论知识)、赵木匠(施工专家,手艺精湛),还有钱老倔——老人家坚持要来,说自己“年轻时在老家修过渠,懂点门道”。
会议在李健的窑洞里召开。羊皮地图摊在土炕上,几个人围坐一圈。晨光从窑洞的窗户斜射进来,照在地图上,把那些线条勾勒得格外清晰。
“目前已知的水源,”李健用手指点着地图上的标记,“咱们峁里有一口井,日产水约五十桶,这是最稳定的。后山洼地有渗水,冬天我勘察过,一天能渗出大概十桶水,但分散,收集困难。南边三十里有温泉,水量大,但太远,引水过来不现实。”
他在每个水源点旁都用炭笔写了数字,简单明了。
“那咋办?”王石头蹲在门口旁听,忍不住插话,“总不能挑水浇地吧?一千亩地,就算一人一天挑十趟,一趟两桶,咱们一百号劳力,一天也才两千桶,一亩地分两桶,顶个屁用!挑到猴年马月去!”
王石头的账算得糙,但理不糙。房间里沉默了,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鸡鸣声。
“修水渠。”李健打破沉默,手指在地图上从后山洼地划向最近的地块,“从后山洼地修条渠,把渗水集中起来,引到地里。虽然水少,但总比没有强。而且这水是长流水,日夜不停,积少成多。”
“水渠怎么修?明渠还是暗渠?”吴先生捻着胡须问。他是峁里少数识文断字的人,年轻时在县城当过账房先生,后来世道乱了才逃到乡下来。
“明渠蒸发太大,”李健摇头,“咱们这点水,经不起晒。用暗渠,埋地下。”
“用什么材料?石头?木头?还是砖?”赵木匠问得实际。他是个五十多岁的瘦高个,手指关节粗大,布满老茧,一看就是干了一辈子手艺活的人。
“用陶管!”周大福突然眼睛一亮,拍了下大腿,“咱们能烧陶啊!陶窑现成的,烧陶管!陶管不怕水泡,埋地下几十年都不会坏!”
周大福是陶窑的负责人,去年冬天就是他带着人建起了新家峁第一座陶窑,烧出了吃饭的碗、盛水的缸。虽然粗糙,但能用。
“对!”李健一拍炕沿,“烧陶管,埋地下,防蒸发,还干净。就这么定了!”
水利工程正式启动了。李健当场宣布分工:
周大福带陶窑组,负责烧制陶管。这是最关键的环节,陶管的质量直接决定水渠能否成功。
赵木匠带施工队,负责挖沟埋管。他手下有二十个青壮劳力,都是干活踏实的好手。
王石头带劳力队,作为辅助施工力量,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调。
钱老倔当“技术顾问”——虽然他自己嘟囔“懂的那点技术早就过时了”,但李健坚持要他参与,老人家的经验很多时候比理论更有用。
吴先生负责记录和测算,每天要记下进度、遇到的问题、用了多少材料等等。
散会后,众人各自忙碌起来。李健站在窑洞口,看着渐渐升高的日头,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这将是新家峁开峁以来最艰巨的工程,比开荒更难,比春播更复杂。但如果成功了,新家峁就真正有了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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