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柱直接堵住许大茂:“孙子,你老在食堂外面转悠啥?想偷学老子手艺?告诉你,没门!饿死你也学不会!”
许大茂支支吾吾,眼神躲闪,愈发显得可疑。
只有林飞,通过观察和偷听到的零星对话,大致猜到了许大茂在干什么。他在笔记中记录:
“许大茂,试图以感官刺激替代真实进食,缓解饥饿焦虑。行为呈现仪式化、强迫性特征。这是精神对极端物质匮乏的一种畸形代偿反应。也反映出,单纯的饥饿已开始侵蚀认知与行为模式。”
许大茂的怪异举止,像投入死水的一颗石子,虽然没有激起滔天巨浪,却让水面下的躁动更加明显。每个人都活在饥饿的阴影下,许大茂的“疯癫”仿佛一面扭曲的镜子,映照出他们自己内心可能正在滋生的、不愿承认的疯狂苗头。
饥饿感是一种无声的暴政。它不吵不闹,却无孔不入,缓慢而坚定地侵蚀着一切——体力、精力、情绪,乃至理智和人际关系。
小槐花的哭声越来越弱,像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猫。秦淮茹的乳汁彻底干涸,只能喂点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汤(如果还能称之为米汤的话)。孩子的脸颊瘦得凹陷下去,显得眼睛大得吓人,却没什么神采。
贾张氏开始出现幻觉。不是之前那种关于“儿子”的、带有情感投射的错乱记忆,而是更原始的、关于食物的幻视和幻嗅。她有时会盯着空荡荡的桌子,喃喃地说:“这馒头……怎么是黑的?”或者突然抽动鼻子,说:“谁家炖肉了?这么香!” 可院子里只有树叶和玉米芯粉煮沸后散发的、令人作呕的苦涩气味。
她的行为也开始变得古怪。有一次,她竟然把用来糊窗户的旧报纸撕下一角,放进嘴里咀嚼,嚼得满嘴黑墨,还咂摸着说:“有点……有点咸味。” 被棒梗惊恐地拉开。
秦淮茹看着婆婆这样,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她抱着轻飘飘的女儿,感觉自己也在一点点变轻,变透明,仿佛随时会消散在这无边的寒冷与饥饿里。贾东旭的脾气越来越暴戾,一点小事就摔摔打打,更多的时候是缩在角落,眼神空洞地望着房顶,对妻女的困境视而不见,或者说,无能为力到只能逃避。
三大妈对“继业”的执着,在饥饿的持续煎熬下,也开始变形。她不再仅仅纠缠傻柱要“抚养费”,而是将这种执念泛化,变成了一种对任何可能“入口之物”的病态关注和占有欲。
她监督(或者说窥视)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刘海中规定的代食品加工流程。谁家窗台上晒了点什么(可能是捡来的野菜根),谁家倒垃圾时似乎扔掉了什么还能利用的东西(比如白菜疙瘩最核心的那一点点硬芯),她都会格外留意,甚至趁人不注意去翻看。
她与贾张氏的关系也变得微妙。一方面同病相怜(都是饥饿的母亲/祖母),另一方面又存在潜在的竞争——争夺院内那点微不足道的、可能的额外资源,或者仅仅是傻柱那有限的、摇摆不定的“关怀”。
一次,傻柱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小把干瘪的红枣(或许是食堂扫出来的),偷偷塞给秦淮茹,让她煮水喝补补气血。这事不知怎么被三大妈知道了。她没像以前那样直接找傻柱闹,而是红着眼圈,在院里遇到秦淮茹时,幽幽地说:“淮茹啊,有红枣水喝,真好……继业要是还在,也不知道能不能闻口这甜味儿……”
这话像软刀子,割得秦淮茹心里生疼,那点红枣水喝下去也满是苦涩。她后来硬是分出一小半,让棒梗给三大妈送了过去。三大妈千恩万谢地收下,转头却对二大妈说:“你看,到底心里还是有愧。”
阎埠贵的“良心账”越算越痛苦,最后索性破罐破摔。他不再试图精确计算各家的消耗差异,而是采用了一种“模糊平均”法——在刘海中要求的账目上,尽量让各家的数字看起来“均衡”一些,不要出现太过刺眼的“损耗异常”。他知道这自欺欺人,但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夜里稍微睡得着一点。他越来越沉默,眼镜后的眼睛常常失神,拨弄算盘的手指也显得有气无力。棒梗那次递来的霉豆饼渣,被他小心地用纸包好,藏在抽屉最深处,像保存着一个沉重又无法处理的罪证。
刘海中的“权威”在真实的饥饿面前迅速褪色。他的“监督小组”开会时,到场的人越来越少,即便来了也是蔫头耷脑,对他宣读的“规定”和“思想要求”反应漠然。他开始感到一种失控的恐慌,以及权力无法兑现实际利益(比如更多食物)带来的挫败。他把更多的怒火和挑剔转移到娄晓娥身上,指责她卫生监督记录“不够详细”、“没有发现问题”,试图通过施压来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控制感。
娄晓娥承受着双重的压力:刘海中的刁难,以及全院日益明显的、对她“可能有余粮”的猜忌目光。她尽量缩减自己的食量,本就单薄的身子更加消瘦。那本《赤脚医生手册》被她翻烂了,她试图从中找到应对营养不良和浮肿的方法,但书上说的“补充营养”、“多休息”在现实面前苍白得可笑。她开始理解了这个院子运行的一些残酷逻辑,也更深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孤立无援。聋老太那天的警告,言犹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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