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荆襄大地的战火以袁术军的辉煌胜利而告终时，在荆州西侧，与益州接壤的巴郡之地，另一场影响深远的博弈与战事，其实早已悄然展开，其源头，需回溯至刘表尚未病倒、荆州军犹能一战之时。
那时节，袁术大将张辽、高顺、陈到等正与蔡瑁、刘磐在荆南激战正酣，刘表虽坐镇襄阳，却已深感北有黄忠觊觎，南有张辽勐攻，压力如山。为解危局，他采纳了蒯越“联蜀制袁”之策，派遣以德行刚直、辩才着称的韩嵩为使者，携带重礼，秘密西行入蜀，欲说服益州牧刘焉出兵相助。
韩嵩穿越险峻的三峡，历经艰辛，终于抵达成都。此时的刘焉，虽已年老，且因“天子气”之说渐生割据自立之心，但对中原及荆州局势并非毫不知情。他深知袁术若吞并荆州，其势必将直逼益州东大门，唇亡齿寒之理，他岂会不懂？
在成都的州牧府邸，一场关乎未来格局的会晤就此展开。刘焉高坐主位，其下是益州的核心文武，包括性格严毅的赵韪、以及张任、吴懿等东州军将领。
韩嵩整理衣冠，不卑不亢，向刘焉呈上刘表的亲笔信与礼单，而后慷慨陈词：“刘益州明鉴！袁术逆贼，僭越称雄，先据淮南，复图荆襄。其若得逞，尽收荆襄之富、江汉之险，下一步，兵锋所向，必是西川锦绣之地！届时，益州虽险，恐难独善其身！我主刘荆州，与益州牧同属汉室宗亲，理当同气连枝，共扶汉室！今特遣嵩前来，恳请益州牧念及宗族之义、唇齿之依，发天兵东出三峡，共击国贼！若得益州之助，荆襄之围可解，袁术之势可挫，则汉室幸甚！天下幸甚！”
韩嵩言辞恳切，剖析利害，将袁术的威胁与刘焉自身的安危紧密联系起来。堂内益州文武闻言，亦是议论纷纷，大多面露忧色。
刘焉抚须沉吟，他心中自有盘算。出兵助刘，固然可以遏制袁术，是早已确定下的政策，借此消耗本土派也是他的计策。但绝对不包括随刘表主动攻打袁术，现在刘表主动攻打荆南，若坐视不理，待袁术击败刘表，消化荆州，益州东部门户确实洞开。
权衡再三，刘焉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丝苍老却不容置疑的威严：“公嵩（韩嵩字）远来辛苦，所言……不无道理。袁公路野心勃勃，若使其尽得荆襄，确非我益州之福。刘景升与某，同为汉室苗裔，理当相互扶持。”
他目光扫过麾下众将，最终定格在巴郡方向：“这样吧，某即下令，命巴郡太守贾龙、郡丞任岐，整备军马粮草，伺机东出，以为荆州声援！公嵩可先往巴郡，与贾、任二位详谈具体出兵事宜。”
韩嵩闻言，心中大喜，连忙躬身道：“益州牧深明大义，嵩代我主拜谢！荆襄百姓，必感念益州牧活命之恩！”
然而，刘焉与韩嵩都未曾料到，或者说，刘焉或许有所预料却无法完全掌控的是，此时的巴郡，早已非铁板一块，贾龙与任岐二人，更是早已暗中与势大的袁术眉来眼去，达成了某种默契。
韩嵩怀揣着希望，马不停蹄地赶往巴郡郡治江州（今重庆）。然而，当他见到太守贾龙与郡丞任岐，说明来意，并出示刘焉的手令后，迎接他的，并非预想中的热情响应，而是客气却疏离的敷衍。
贾龙，面容精悍，眼神闪烁，他热情地接待了韩嵩，安排宴席，口中满是对于刘表处境的“同情”和对袁术“暴行”的“愤慨”。但当韩嵩具体谈及出兵日期、兵力规模时，贾龙便面露难色。
“公嵩先生有所不知啊，”贾龙叹气道，“我巴郡地僻民贫，军力有限。且那袁术势大，麾下兵精将勇，我军若贸然东出，恐难撄其锋啊！还需从长计议，从长计议……”
任岐在一旁帮腔，他更显文士模样，话语却同样圆滑：“是啊，韩先生。出兵之事，关乎重大，需粮草齐备，军械精良，士卒用命。眼下郡中粮草尚需筹措，军械亦需补充，仓促之间，实在难以出动。不如先生先在江州住下，容我等细细准备，待时机成熟，再行发兵不迟。”
韩嵩心中焦急，却也不好逼迫过甚，只能耐着性子，每日催促。贾龙和任岐表面应承，行动上却是一拖再拖。今日说要清点库府，明日言需征调民夫，后日又道部分将领心存疑虑需加以安抚……总之，就是按兵不动。
与此同时，他们却以“筹备出兵，消耗巨大”为由，频频向成都的刘焉索要粮饷、军械。刘焉虽心中不悦，但为了东线大局，也只得一批批地调拨物资前往巴郡。这些物资，大多入了贾龙、任岐的私库，或是用于扩充他们自身的实力，真正为东出作战所做的准备，寥寥无几。
韩嵩在江州盘桓近月，眼见出兵无望，而荆州前线的坏消息却不断传来（长沙危急、蔡瑁败退），他心如油煎，知事不可为，只得愤然留下“竖子不足与谋”之语，带着无尽的失望与忧愤，离开了江州，返回荆州复命。而此时，荆州的局势，已然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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