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宣言》发表了。
中国，似乎第一次真正地以“世界四强”的姿态，站上了历史的舞台。
蒋介石带着这份前所未有的外交胜利，心满意足地返回了重庆。
然而，他和当时所有对“盟邦”充满美好幻想的中国人都不知道，那张在开罗牌局上由罗斯福亲手递来的、看似光鲜亮丽的“胜利支票”，很快便将变成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世界的战略重心，正以一种冷酷的方式急速转移。
我们把镜头从开罗转向伊朗首都——德黑兰。就在蒋介石离开开罗的次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另一场更高级别、也更具决定性的“巨头牌局”，在此秘密开启。
牌桌上的玩家，是罗斯福、丘吉尔，以及那个之前一直拒绝与蒋介石见面的、真正的“红色巨人”——斯大林。
当这位刚刚在东线战场彻底扭转战局的强大领袖坐上牌桌时，整个世界的战略天平瞬间倾斜，重心从“如何打败日本”，彻底转向了“如何尽快打败德国”。
斯大林提出了一个令罗斯福与丘吉尔无法拒绝的条件：只要英美尽快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从西线给德国致命一击，那么，苏联在解决德国后，就将立刻对日宣战，从北面解决日本的关东军！
这个条件，对急于结束欧洲战事、减少美军伤亡的罗斯福而言，是天赐的福音。他立刻进行了一场冷酷的战略盘算：若强大的苏联能投入对日作战，日本溃败的速度将大大加快。相比之下，那个贫弱、需要持续输血才能维持战线的中国，其战略地位骤然下降。从“欧洲优先”的全局战略出发，用苏联替代中国作为解决日本的主力，是更高效、更现实的选择。
丘吉尔更是抓住了这个千载良机。他立刻向罗斯福提出了蓄谋已久的建议：取消在孟加拉湾的“海盗”两栖登陆行动！理由冠冕堂皇：
“总统先生，为了在诺曼底进行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君主’行动，我们需要集中所有能找到的每一艘登陆艇。孟加拉湾的行动，与欧洲决战相比，毕竟是次要的。”
你看，在更大的战略利益面前，曾经的承诺是何等脆弱。
罗斯福起初仍念及对蒋介石的信誉，他告诉丘吉尔，自己已对蒋委员长做出保证，不能单方面毁约。但最终，在丘吉尔的坚持与“苏联参战”这个巨大诱惑面前，他选择了妥协。
德黑兰会议之后，罗斯福与丘吉尔重返开罗，召开了“第二次开罗会议”。这一次，牌桌上已没有中国人的位置。他们正式决定，取消“海盗计划”。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罗斯福亲自致电蒋介石，通报了这个决定。电报里，他用一种务实的、通知式的口吻解释，因欧洲大规模作战需要，孟加拉湾的登陆行动已“不切实际”。他甚至试探性地询问蒋介石，中国军队是否可以“单独反攻”缅甸。
这封电报，对蒋介石而言，无异于一盆从头浇到脚的冰水。
紧接着，更坏的消息接踵而至。罗斯福在开罗口头承诺的“10亿美元借款”，在宋美龄赴美具体落实时，被美国财政官员视为“敲诈”，最终被无限期搁置。那个同样在口头承诺的“装备90个中国师”的宏伟计划，最终也只兑现了不到三分之一。
罗斯福自己，也对这种局面感到无奈与厌恶。他曾对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抱怨：
“我对中缅印战区的事，仍然感到非常厌恶……最糟的是，我们每次都失信，我们没有实现任何诺言。”
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残酷现实：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
当中国还有利用价值时，它是“四强”之一，是“伟大的盟友”。而当更强大的玩家入局时，它便成了一张可以随时被抛弃的“废牌”。
然而，历史的公正之处在于，尽管过程充满了背叛与折扣，但《开罗宣言》最核心的条款日本必须将窃取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群岛归还中华民国，在战后得到了彻底的落实。这纸宣言，成为了战后秩序不可动摇的基石，也是开罗会议留给中国最坚实、最伟大的遗产。
最终，中国人民，还是只能靠自己。
为了让美国的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能从中国土地上起飞，直击日本本土，在成都平原上，四十多万中国民工，在没有任何现代化机械的情况下，用最原始的锄头、铁锹和石碾，肩挑背扛，仅用九十天，便奇迹般地修建起数座足以起降庞然大物的巨型机场。
当第一架B-29降落在成都的跑道上时，它所带来的那种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踏实感，远比任何一张在遥远异国签署的、充满华丽辞藻的“宣言”，都更真实，也更可靠。
世界的“回响”，终究是遥远的。
而民族的命运，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手中的锄头和枪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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