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短枪队的战斗是插向敌人心脏的锋利 “匕首”，那么接下来要讲的故事，便是一剂巧妙注入敌人血管、缓慢发作的 “毒药”。
这是一场发生在敌人内部，充满伪装、欺骗与反欺骗的最危险 “无间道”，也是苏中反 “清乡” 斗争中最富传奇色彩、最考验人性的篇章。
故事的主角，是汤景延与他麾下那支被称为 “汤团” 的地方部队。
汤景延是个复杂的人：早年参加过国民党地方部队，与苏中伪军上层人物有千丝万缕的 “旧交”；同时他也是怀揣坚定抗日信念的爱国者，是中共中央华中局秘密发展的 “特别党员”。这双重身份，赋予他执行一项旁人无法完成的特殊任务的独一无二条件。
反 “清乡” 斗争进入最残酷阶段后，中共中央华中局与苏中区党委慎重研究，决定下一招险棋：让汤景延和他那支约 500 人组成的 “通海人民抗日自卫团”（简称 “通海自卫团”）假意投诚，打入伪军内部。
这计划何等大胆又危险。成功了，他们便是插在敌人心脏里随时可引爆的定时炸弹；失败了，不仅部队会全军覆没，他们还将永远背负 “汉奸”“叛徒” 骂名，遗臭万年。
为保证行动绝对机密，党组织制定严格的单线领导制度：整个 “汤团” 只有团长汤景延、政委顾复生等少数核心领导知道行动真实意图，连根据地许多干部群众都以为他们真的叛变了。
那段时间，苏中不少地方流传着这样的话：“连汤景延都当汉奸了，这仗还怎么打？” 这支队伍尚未踏上征途，就已承受着比敌人子弹更沉重的压力。
1943 年 4 月初，在姜颂平的 “邀约” 下，汤景延带着事先备好的仿制 “新四军征粮通知单”，与伪南通县公署展开首次接触。这场博弈从一开始就充满试探：张北生先以 “老同僚” 身份切入，看似关切地询问他 “为何与新四军闹僵”，实则想摸清投诚动机；姜颂平则全程沉默观察，目光紧盯着汤景延的神色变化，不肯放过半点破绽。
汤景延深谙 “过刚则疑、过弱则弃” 的分寸，故意带着几分憔悴与愤懑，细数新四军 “征粮拆队” 的苦处，既不刻意抹黑以避 “造假” 嫌疑，也不掩饰对部队前途的焦虑。可姜颂平并未轻易松口，当场提出要 “见真章”：要么交出新四军的情报，要么带队清剿一处外围据点，否则免谈投诚。
这是最关键的考验，也是汤景延早已预判的环节。他表面犹豫片刻，随即 “咬牙” 答应清剿。实则提前与四地委沟通，让据点内的民兵暂撤，只留几名炊事员扮作 “俘虏”，再备上几支破旧步枪充作 “战利品”。
几日后的清剿行动中，汤团 “枪炮齐鸣” 地冲进驻点，“俘获” 了 “民兵”、“缴获” 了武器，全程演得滴水不漏。
看着眼前的 “战果”，张北生终于放下戒心，觉得这位 “老同僚” 确实是走投无路；姜颂平虽仍有一丝疑虑，但也找不出反驳的理由。这场持续近一个月的心理攻防，汤景延始终踩着 “真中有假、假中藏真” 的节奏，既没因急切而暴露破绽，也没因迟疑而错失信任。
5 月，汪伪政府正式下文，授予 “汤团”“苏北清乡公署外勤警卫团” 番号，令其分驻海门、姜灶港、张芝山一线 ”。一场精彩的 “双簧” 大戏，就此正式开演。
“汤团” 打入伪军后，立刻展现出惊人的 “忠诚” 与 “战斗力”：积极配合日伪军 “清乡”，甚至在几次与新四军小股部队的 “遭遇战” 中 “英勇奋战”，还 “俘虏” 了几个 “掉队的八路”。
当然，这些都是我方提前安排好的 “演员”。
他们的 “优异表现” 很快赢得汪伪最高层赏识：特务头子李士群两次在南京汪伪警政部大楼亲自召见汤景延，不仅将其番号提升为 “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保安司令部第二教导总队”，还授予他 “少将” 军衔。
汤景延在伪军中的地位水涨船高，而他也借着这份来之不易的 “信任”，为根据地做了大量宝贵工作。
首先是情报传递。汤团通过地下党员吴刚这条单线联络渠道，将日伪军的兵力部署、据点分布，甚至 1943 年 6 月日军 “如皋西乡扫荡计划”、7 月伪警 “海门沿海封锁部署图” 等关键情报，源源不断送回四分区。这些情报让新四军主力提前转移，避免了重大伤亡。
其次是物资补给。汤景延以解决部队给养为由，开办了由副官赵一平实际负责、自己挂名总经理的 “协记公行”。商行表面经营粮食、禽畜，暗地里却是根据地最重要的 “地下补给站”：不仅掩护无数我方干部进出据点，还通过上海地下党联络的 “同丰商行”，采购盘尼西林、奎宁等稀缺药品，以 “军火损耗” 为由从伪军火库截留 5000 余发 7.92 毫米步枪弹，连同盐、布匹一起分批运往根据地。这些物资在当时的苏中，比黄金还要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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