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深秋,温州的雨季来得比往年都早。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温州六中高一(七)班的四十三名师生,结束了为期一天的秋游,坐上了返回学校的包车。车上载满了欢声笑语,学生们分享着采摘的野果和红叶标本,班主任李老师正在统计人数,一切看似平常。
车子沿着飞云水库公路行驶时,天色突然暗了下来。下午四点的光景,却像是夜幕提前降临。有学生注意到,司机王师傅的双手死死抓着方向盘,指关节泛白,嘴里喃喃自语:“路上怎么都是水……”
话音未落,三十五座的大巴猛地加速,冲破护栏,在空中划出一道诡异的弧线,直直坠入深不见底的水库。
救援队在一小时后赶到,水面已恢复平静,只在夕阳下泛着橘红色的波纹,像是被稀释过的血。打捞工作持续了三天,四十三具遗体陆续浮出水面。法医注意到一个共同点:所有遇难者的脚踝上,都有乌青色的手印,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抓握过。
四个幸存者中,包括我的表姐林晓月。她在医院昏迷了两天才醒来,对家人说的第一句话是:“好多手……在推我上去。”表姐后来回忆,落水后她很快失去意识,但在昏迷前,感觉到无数双手抓住她的脚踝——不是往下拉,而是用惊人的力量将她向上推。“那不是孩子的力气,”表姐颤抖着说,“也不是一个人的力气。”
车祸后第七天,按照本地习俗,是头七。
守门的郑伯像往常一样,在傍晚六点准时锁上教学区的所有门窗,拉下总电闸。他是退伍军人,在六中看了十五年大门,以胆大着称。那晚他泡了杯浓茶,坐在传达室里听收音机。天气预报说,夜里有雨。
深夜十一点零三分,郑伯起夜时瞥见教学区三楼有光。
他戴上老花镜仔细看——确实是灯光,从高一(七)班教室的窗户透出来,昏黄、摇曳,像老式煤油灯的光。电闸明明拉下了。郑伯骂了句脏话,从门后抄起一根铁管。学校刚出了大事,不能再有闪失,万一是小偷呢?
教学区的侧门推开时,发出绵长的吱呀声。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气味,像是刚下过雨的河岸。越往上走,湿气越重,墙壁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在黑暗中泛着微光。
高一(七)班教室的门虚掩着。
郑伯贴着墙壁挪到窗边,屏住呼吸,朝里望去。
四十三个人,一个不少。
李老师背对着门,在黑板上写字,粉笔划过板面,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学生们低着头,头发和校服湿透,水珠从发梢、袖口、裤管不断滴落,在脚下汇成一片片小水洼。整个教室笼罩在灰白色的雾气中,窗玻璃内侧蒙着厚厚的水汽,水迹不断蜿蜒而下。
然后,靠窗第二排的男生缓缓转过头来。
郑伯认得他,叫陈志明,是班里的体育委员,打捞上来时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篮球。此刻那张脸浮肿惨白,皮肤呈现出溺水者特有的皱褶与膨胀,眼眶里没有瞳孔,只有两汪浑浊的、不断溢出的水。
下一秒,全班四十三人——包括讲台上的李老师——齐刷刷地转过头,望向窗外的郑伯。
郑伯的铁管哐当落地。
他记不清自己是怎么跑下楼的,只记得膝盖在楼梯上磕破的刺痛,以及回到传达室后,反锁上门,用桌子死死顶住门板时,自己粗重的喘息声。他裹着被子缩在墙角,抖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郑伯冲进副校长办公室,语无伦次地讲述了昨夜所见。副校长王志国,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在会议室里当着所有中层干部的面,拍着桌子训斥他:“老郑!你也是老党员、老战士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学校刚经历这么大的悲剧,家长们情绪都不稳定,你散布这种封建迷信谣言,对得起死去的孩子和老师吗?”
郑伯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胶鞋鞋尖。鞋底沾着一些暗绿色的、滑腻的东西,像是水藻。
那天余下的时间,郑伯异常沉默。他仔细打扫了传达室,把用了十几年的茶杯洗得锃亮,把值勤记录本上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傍晚五点半,他开始催促还没离开的师生。六点整,准时拉下电闸,锁好大门。
后来警方在传达室抽屉的暗格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他们叫我当守门人,说学校的门不能没人看。李老师说下周五测验,让我提醒同学们复习第三章。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们,他们已经不用考试了……我也快不用了。”
十一月五日,周六,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郑伯死在了学校操场的篮球架上。
发现他的是体育老师张建军。清晨六点,他照例来操场晨跑,远远看见篮球架上挂着个奇怪的东西。走近一看,这个一米八的汉子直接瘫软在地。
郑伯穿着那身深蓝色的守门人制服,脖子挂在篮球框边缘的铁丝上,身体笔直下垂,像一具吊钟的摆锤。他的表情凝固在极致的恐惧中——眼睛圆睁,几乎要裂出眼眶,嘴巴张到人类下颌骨允许的极限,紫黑色的舌头微微吐出。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的双手自然垂在身侧,没有任何挣扎抓挠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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