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天河棠下村的高楼夹缝里,那座被铁丝网围死的废弃厂房像块结痂的伤疤,在城市的繁华里格格不入。当地人都叫它红旗纺织厂,没人愿意靠近,尤其是在阴雨天——据说每逢下雨,厂房里就会传来纺织机的“咔哒”声,混着女人的呜咽,像无数根细针,扎进路过者的耳膜。
这事要从1968年的深秋说起。
那年,红旗纺织厂接了一笔紧急外贸订单,厂长为了赶进度,把工人往死里逼。连续十八天,车间里的机器没停过,工人们的眼睛熬得通红,哈欠打得比机器声还响。厂长却天天揣着搪瓷缸子在车间里转悠,嘴里反复喊着:“再快点!耽误了交货,你们这个月工资都别想拿!”
没人敢反驳。那时候能在国营厂上班是天大的福气,谁也不想丢了饭碗。
问题出在安全挡板上。厂里的纺织机都装着防止手被卷入的挡板,可厂长觉得这东西碍事,影响效率,就私下找调机师傅老赵,让他把所有机器的挡板全拆了。“拆了能快三成,订单赶完,给你发奖金。”厂长拍着老赵的肩膀,眼神里满是利诱。老赵犹豫了一下,还是照做了——他上有老下有小,实在不敢得罪厂长。
更缺德的是,厂长怕有人中途停机休息,还让电工把所有紧急按钮都焊死了。谁也没想到,这个决定,直接把一个叫天佑的工人推向了地狱。
天佑是厂里技术最好的调机师傅,三十二岁,为人憨厚,谁有难处他都愿意帮。出事那天,同车间的老王儿子发高烧,急着回家带孩子看病,就找到天佑求情:“兄弟,帮我顶个班,我明天一早准来换你。”
天佑当时已经连续工作了十二个小时,口袋里还揣着给怀孕五个月的妻子预约的产检挂号单。他本想拒绝,可看着老王焦急的样子,心一软就答应了。他把挂号单塞回口袋,拍了拍老王的肩膀:“去吧,这里有我。”他没看见,老王转身时,厂长在后面比了个“别多嘴”的手势——厂长早就知道老王要请假,却故意不安排人顶替,就等着有人主动顶班。
上午十点,车间里的机器轰鸣得像要炸开。天佑蹲在最里面那台纺织机旁,想把松了的传动皮带调紧一点。这台机器早就有点故障,可厂长催得紧,根本不让停机检修。他小心翼翼地伸出右手,刚碰到高速转动的皮带,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拽了过去——那皮带像饿疯了的野兽,死死咬住他的手,裹着棉絮往机器里卷。
“救命!”天佑嘶吼着,声音却被机器声盖得严严实实。隔壁机器的工人隐约听到一点奇怪的声响,却以为是机器摩擦的声音,没人在意。机器很快就卷住了他的半个胳膊,钻心的疼痛让他浑身发抖,喊不出声来。他用最后一点意识,拼命伸出左手去按紧急按钮,可指尖触到的,是冰冷坚硬的铁块——按钮早就被焊死了。
绝望之际,他的目光落在口袋里露出来的挂号单上,那上面还印着妻子的名字。可没等他多想,机器里飞出来的棉絮就缠住了他的脸,堵住了他的口鼻,只能发出“啊啊”的闷响。最终,他整个人被卷进了机器,只剩下一只攥着染血挂号单的断臂,留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直到下午老王赶回来换班,一推车间门,就被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呛得直作呕。地上的白棉布全被染成了红色,那台纺织机还在疯狂转动,钢尺上挂着碎肉和蓝色的工装布。老王吓得魂飞魄散,瘫在地上喊不出话,好半天才爬起来往外跑,连滚带爬地去找厂长。
厂长赶来后的第一句话,不是救人,而是对着老赵吼:“赶紧停机!拿汽油把地上的血擦干净!”然后他指着在场的工人,恶狠狠地威胁:“谁要是敢把这事说出去,我让你们在广州再也找不到活干!”
最后,厂长只给了天佑妻子五百块钱,说天佑是“违规操作”,厂里已经仁至义尽。天佑的妻子是农村来的,不懂法律,只能抱着那五百块钱哭晕过去。天佑的尸体,被厂长趁着半夜用卡车拉走,随便找了个地方埋了,连一场像样的葬礼都没有。
可从那天起,红旗纺织厂就彻底变了。
最先撞见怪事的是十八岁的女工小张。她负责检查车间里散落的棉布,那天凌晨一点,她在三号车间角落捡棉布时,突然觉得脚踝被什么东西缠住了。低头一看,是一团带血的白棉布,那棉布像有生命似的,顺着她的腿往上绕,黏糊糊的血蹭在裤脚上,凉得像冰。
她想跑,却听见背后传来“嗡”的一声——天佑出事的那台纺织机,竟然自己转了起来,上面还挂着一缕蓝色的布,和天佑的工装一模一样。更吓人的是,机器旁边的地上,出现了一串血脚印,脚印里的血还没干,正一步步朝她走过来。
小张尖叫着冲出车间,跑的时候总觉得有只冰冷的手在拽她的头发,直到跑出工厂大门,那股感觉才消失。后来有人说,小张再也不敢碰白色的东西,一看见白棉布就浑身发抖,嘴里还喊着:“别抓我的手!”没过多久,她就辞了工,再也没人见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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