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天河棠下村的高楼夹缝里，那座被铁丝网围死的废弃厂房像块结痂的伤疤，在城市的繁华里格格不入。当地人都叫它红旗纺织厂，没人愿意靠近，尤其是在阴雨天——据说每逢下雨，厂房里就会传来纺织机的“咔哒”声，混着女人的呜咽，像无数根细针，扎进路过者的耳膜。
这事要从1968年的深秋说起。
那年，红旗纺织厂接了一笔紧急外贸订单，厂长为了赶进度，把工人往死里逼。连续十八天，车间里的机器没停过，工人们的眼睛熬得通红，哈欠打得比机器声还响。厂长却天天揣着搪瓷缸子在车间里转悠，嘴里反复喊着：“再快点！耽误了交货，你们这个月工资都别想拿！”
没人敢反驳。那时候能在国营厂上班是天大的福气，谁也不想丢了饭碗。
问题出在安全挡板上。厂里的纺织机都装着防止手被卷入的挡板，可厂长觉得这东西碍事，影响效率，就私下找调机师傅老赵，让他把所有机器的挡板全拆了。“拆了能快三成，订单赶完，给你发奖金。”厂长拍着老赵的肩膀，眼神里满是利诱。老赵犹豫了一下，还是照做了——他上有老下有小，实在不敢得罪厂长。
更缺德的是，厂长怕有人中途停机休息，还让电工把所有紧急按钮都焊死了。谁也没想到，这个决定，直接把一个叫天佑的工人推向了地狱。
天佑是厂里技术最好的调机师傅，三十二岁，为人憨厚，谁有难处他都愿意帮。出事那天，同车间的老王儿子发高烧，急着回家带孩子看病，就找到天佑求情：“兄弟，帮我顶个班，我明天一早准来换你。”
天佑当时已经连续工作了十二个小时，口袋里还揣着给怀孕五个月的妻子预约的产检挂号单。他本想拒绝，可看着老王焦急的样子，心一软就答应了。他把挂号单塞回口袋，拍了拍老王的肩膀：“去吧，这里有我。”他没看见，老王转身时，厂长在后面比了个“别多嘴”的手势——厂长早就知道老王要请假，却故意不安排人顶替，就等着有人主动顶班。
上午十点，车间里的机器轰鸣得像要炸开。天佑蹲在最里面那台纺织机旁，想把松了的传动皮带调紧一点。这台机器早就有点故障，可厂长催得紧，根本不让停机检修。他小心翼翼地伸出右手，刚碰到高速转动的皮带，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拽了过去——那皮带像饿疯了的野兽，死死咬住他的手，裹着棉絮往机器里卷。
“救命！”天佑嘶吼着，声音却被机器声盖得严严实实。隔壁机器的工人隐约听到一点奇怪的声响，却以为是机器摩擦的声音，没人在意。机器很快就卷住了他的半个胳膊，钻心的疼痛让他浑身发抖，喊不出声来。他用最后一点意识，拼命伸出左手去按紧急按钮，可指尖触到的，是冰冷坚硬的铁块——按钮早就被焊死了。
绝望之际，他的目光落在口袋里露出来的挂号单上，那上面还印着妻子的名字。可没等他多想，机器里飞出来的棉絮就缠住了他的脸，堵住了他的口鼻，只能发出“啊啊”的闷响。最终，他整个人被卷进了机器，只剩下一只攥着染血挂号单的断臂，留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直到下午老王赶回来换班，一推车间门，就被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呛得直作呕。地上的白棉布全被染成了红色，那台纺织机还在疯狂转动，钢尺上挂着碎肉和蓝色的工装布。老王吓得魂飞魄散，瘫在地上喊不出话，好半天才爬起来往外跑，连滚带爬地去找厂长。
厂长赶来后的第一句话，不是救人，而是对着老赵吼：“赶紧停机！拿汽油把地上的血擦干净！”然后他指着在场的工人，恶狠狠地威胁：“谁要是敢把这事说出去，我让你们在广州再也找不到活干！”
最后，厂长只给了天佑妻子五百块钱，说天佑是“违规操作”，厂里已经仁至义尽。天佑的妻子是农村来的，不懂法律，只能抱着那五百块钱哭晕过去。天佑的尸体，被厂长趁着半夜用卡车拉走，随便找了个地方埋了，连一场像样的葬礼都没有。
可从那天起，红旗纺织厂就彻底变了。
最先撞见怪事的是十八岁的女工小张。她负责检查车间里散落的棉布，那天凌晨一点，她在三号车间角落捡棉布时，突然觉得脚踝被什么东西缠住了。低头一看，是一团带血的白棉布，那棉布像有生命似的，顺着她的腿往上绕，黏糊糊的血蹭在裤脚上，凉得像冰。
她想跑，却听见背后传来“嗡”的一声——天佑出事的那台纺织机，竟然自己转了起来，上面还挂着一缕蓝色的布，和天佑的工装一模一样。更吓人的是，机器旁边的地上，出现了一串血脚印，脚印里的血还没干，正一步步朝她走过来。
小张尖叫着冲出车间，跑的时候总觉得有只冰冷的手在拽她的头发，直到跑出工厂大门，那股感觉才消失。后来有人说，小张再也不敢碰白色的东西，一看见白棉布就浑身发抖，嘴里还喊着：“别抓我的手！”没过多久，她就辞了工，再也没人见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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