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疏浚之役方兴，陈瑄总领其事，数万民夫冒初春余寒，畚锸不息，唯求河运畅通。然当此全力营河之际，一场关乎帝国漕运另途的议商，于文华殿悄然铺开。
御前会议，规模甚狭，参与者唯皇帝朱标、太子朱雄英、户部尚书夏元吉、工部尚书郑沂，及特旨召入议机要的长宁公主朱长宁。
夏元吉率先启奏：“陛下，运河疏浚虽为长久之利，然工程浩繁，非一二载可竟全功。今时乃至日后，漕运仍受天时河道所制，风险难测。臣近阅前元旧档，见其南粮北运，海运曾占半壁，虽偶有风波，然运量大、耗时短、糜费亦省。臣斗胆进言，可否重启海运，以补河运之缺，双途并行，庶几京师与北疆供给无虞？”
其言未毕，郑沂已然蹙眉，亢声对曰：“夏尚书所言虽有其理，然海运之险，甚于河工。前元行海运，沉船之事屡见不鲜，人粮俱没，代价惨重。我朝立国以来，海疆未靖，倭寇时出劫掠，粮船庞大滞重，易成彼辈目标。若遭劫夺，损失弥巨，反不若河运稳当。”此论恰合朝中多数保守官员之心，皆以海洋为畏途，重陆轻海之念根深蒂固。
朱雄英沉吟半晌，缓缓道：“郑尚书所虑非虚，海运之险，不可不防。然夏尚书之言亦切中要害，多一条路径，便多一分保障。或可仿前元旧例，设海运漕粮定额，不以之为正途，仅作补充，即便小有损耗，亦在可承受之限。”太子此言，取道折中，既纳海运之利，亦不忽其险。
此时，静听良久的朱长宁轻轻放下手中典籍——其间竟有前元《海道记》及民间海商零星记述——清越之声响起，却带着与其年岁不符的沉稳：“父皇，儿臣以为，夏大人、郑大人与兄长所言，皆有其理。海运固有利，亦有其险，关键在于，我等是否因噎废食？”
言罢，她步至悬挂的沿海舆图前，指尖轻划海岸线：“前元海运之败，一在船只形制与航海之术尚有不足；二在管治混乱，贪腐丛生；三在……未尝真以海洋为重，仅视之为无奈之选。今我大明若能换以新视角，局面或可改观。”
她转对朱标，目光灼灼：“儿臣恳请，不必即刻大规模重启漕粮海运，可先作有限探索。譬如由朝廷组建或招募少量谙熟海事之船队，造坚船、改旧制以适沿海航行，择干练官员监领，先试小批量、短距离转运，若自太仓港运粮至登州、辽东。此举一可验海运之实效与损耗，二可积航海之经验，三可育一批熟稔海事之才。”
稍作停顿，她又抛出远虑：“此外，儿臣阅档时发现，东南沿海民间，私行海洋贸易者不在少数，其中多有熟海况、精船技之船工水手。朝廷若能加以引导，乃至有限合作，既可纳其技艺经验，亦可借之察海外情势、整饬海防。海运若成，非但补河运之缺，或许……还能为我大明开一扇望向寰宇的窗。”
此番话既涉运输实务，更及技术、人才与海洋战略，思路之开阔，令夏元吉亦微微颔首，郑沂则陷入沉思。
朱标听毕，眼中赞赏更浓——他本对海运持审慎开放之态，长宁之议恰合心意。遂拍案定夺：“长宁所言，深得朕心。海运之议，非为取代河运，乃求多一重保障、多一条路径。雄英之稳妥，郑爱卿之谨慎，皆为社稷计。然帝国欲长治久安，不可固步自封。”
随即颁下旨意：“即命工部、户部会同兵部，拟‘有限海运试航章程’。择坚固官船一二艘，募可靠商船数艘，组小型混合船队。首航之任，乃运江南库储陈粮五万石，自太仓往登州。着兵部选一员谙水战之将护行，户部、工部各派员随行记数据。所有船工水手，皆给双饷，以安其心。此次试航，重在用经验、验可行，不求盈利，但求稳当。”
帝意已决，郑沂亦不再坚持，与夏元吉一同叩首领旨。
朱标又特看向长宁，补充道：“长宁既对此事有独到见地，此次试航筹备情状及相关奏报，可抄送庆云宫一份。”此语无疑是对长宁参与朝政能力的再一次肯定与栽培。
“海运之议”自此定调。一场小规模、带实验性质的航海行动，于东南沿海启碇。这非仅是一次寻常的物资转运，更象征着洪宣朝在务实之上，始尝试将目光投向广阔蓝海，展露出于前朝不同的、谨慎而开放的进取之心。而朱长宁的身影，亦借此次议事，更清晰地印刻在帝国未来的蓝图之上。
“海运试航章程”的颁布，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东南沿海掀起了层层涟漪。
旨意传到太仓、宁波等港口时，最先震动的是那些半地下、半公开的民间海商。他们世代与海洋打交道，熟悉每一处暗礁，掌握着最实用的航海技术，却因朝廷的海禁政策，只能在灰色地带艰难营生。
“朝廷要亲自下海运粮了？”消息在一间隐秘的船主会馆里炸开。
“是福是祸？”有人忧心忡忡，“官船一来，会不会挤压我们的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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