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疏浚之役方兴,陈瑄总领其事,数万民夫冒初春余寒,畚锸不息,唯求河运畅通。然当此全力营河之际,一场关乎帝国漕运另途的议商,于文华殿悄然铺开。
御前会议,规模甚狭,参与者唯皇帝朱标、太子朱雄英、户部尚书夏元吉、工部尚书郑沂,及特旨召入议机要的长宁公主朱长宁。
夏元吉率先启奏:“陛下,运河疏浚虽为长久之利,然工程浩繁,非一二载可竟全功。今时乃至日后,漕运仍受天时河道所制,风险难测。臣近阅前元旧档,见其南粮北运,海运曾占半壁,虽偶有风波,然运量大、耗时短、糜费亦省。臣斗胆进言,可否重启海运,以补河运之缺,双途并行,庶几京师与北疆供给无虞?”
其言未毕,郑沂已然蹙眉,亢声对曰:“夏尚书所言虽有其理,然海运之险,甚于河工。前元行海运,沉船之事屡见不鲜,人粮俱没,代价惨重。我朝立国以来,海疆未靖,倭寇时出劫掠,粮船庞大滞重,易成彼辈目标。若遭劫夺,损失弥巨,反不若河运稳当。”此论恰合朝中多数保守官员之心,皆以海洋为畏途,重陆轻海之念根深蒂固。
朱雄英沉吟半晌,缓缓道:“郑尚书所虑非虚,海运之险,不可不防。然夏尚书之言亦切中要害,多一条路径,便多一分保障。或可仿前元旧例,设海运漕粮定额,不以之为正途,仅作补充,即便小有损耗,亦在可承受之限。”太子此言,取道折中,既纳海运之利,亦不忽其险。
此时,静听良久的朱长宁轻轻放下手中典籍——其间竟有前元《海道记》及民间海商零星记述——清越之声响起,却带着与其年岁不符的沉稳:“父皇,儿臣以为,夏大人、郑大人与兄长所言,皆有其理。海运固有利,亦有其险,关键在于,我等是否因噎废食?”
言罢,她步至悬挂的沿海舆图前,指尖轻划海岸线:“前元海运之败,一在船只形制与航海之术尚有不足;二在管治混乱,贪腐丛生;三在……未尝真以海洋为重,仅视之为无奈之选。今我大明若能换以新视角,局面或可改观。”
她转对朱标,目光灼灼:“儿臣恳请,不必即刻大规模重启漕粮海运,可先作有限探索。譬如由朝廷组建或招募少量谙熟海事之船队,造坚船、改旧制以适沿海航行,择干练官员监领,先试小批量、短距离转运,若自太仓港运粮至登州、辽东。此举一可验海运之实效与损耗,二可积航海之经验,三可育一批熟稔海事之才。”
稍作停顿,她又抛出远虑:“此外,儿臣阅档时发现,东南沿海民间,私行海洋贸易者不在少数,其中多有熟海况、精船技之船工水手。朝廷若能加以引导,乃至有限合作,既可纳其技艺经验,亦可借之察海外情势、整饬海防。海运若成,非但补河运之缺,或许……还能为我大明开一扇望向寰宇的窗。”
此番话既涉运输实务,更及技术、人才与海洋战略,思路之开阔,令夏元吉亦微微颔首,郑沂则陷入沉思。
朱标听毕,眼中赞赏更浓——他本对海运持审慎开放之态,长宁之议恰合心意。遂拍案定夺:“长宁所言,深得朕心。海运之议,非为取代河运,乃求多一重保障、多一条路径。雄英之稳妥,郑爱卿之谨慎,皆为社稷计。然帝国欲长治久安,不可固步自封。”
随即颁下旨意:“即命工部、户部会同兵部,拟‘有限海运试航章程’。择坚固官船一二艘,募可靠商船数艘,组小型混合船队。首航之任,乃运江南库储陈粮五万石,自太仓往登州。着兵部选一员谙水战之将护行,户部、工部各派员随行记数据。所有船工水手,皆给双饷,以安其心。此次试航,重在用经验、验可行,不求盈利,但求稳当。”
帝意已决,郑沂亦不再坚持,与夏元吉一同叩首领旨。
朱标又特看向长宁,补充道:“长宁既对此事有独到见地,此次试航筹备情状及相关奏报,可抄送庆云宫一份。”此语无疑是对长宁参与朝政能力的再一次肯定与栽培。
“海运之议”自此定调。一场小规模、带实验性质的航海行动,于东南沿海启碇。这非仅是一次寻常的物资转运,更象征着洪宣朝在务实之上,始尝试将目光投向广阔蓝海,展露出于前朝不同的、谨慎而开放的进取之心。而朱长宁的身影,亦借此次议事,更清晰地印刻在帝国未来的蓝图之上。
“海运试航章程”的颁布,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东南沿海掀起了层层涟漪。
旨意传到太仓、宁波等港口时,最先震动的是那些半地下、半公开的民间海商。他们世代与海洋打交道,熟悉每一处暗礁,掌握着最实用的航海技术,却因朝廷的海禁政策,只能在灰色地带艰难营生。
“朝廷要亲自下海运粮了?”消息在一间隐秘的船主会馆里炸开。
“是福是祸?”有人忧心忡忡,“官船一来,会不会挤压我们的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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