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长宁思忖片刻，缓声道：“女儿以为，此事不宜骤然以圣旨推行。可先令耿炳文、徐辉祖等老成勋贵，以私人书信向诸王透风，言明陛下体恤戍边之苦的心意；待诸王有了心理准备，再于朝会上由兵部正式提出方略。如此既有转圜余地，亦不失朝廷体统，可免诸王生‘陛下强逼’之怨。”
朱标抚掌笑道：“好，便依你二人之策行事。”
数日后，致仕在家的老将耿炳文奉密旨，分别致信宁王朱权、辽王朱植。信中言辞恳切，尽是老臣关怀之意：“陛下念亲王久镇北疆，风餐露宿，实乃辛劳，有意调整藩国属地，令亲王迁内地享安乐，以全骨肉之情，望亲王体察圣心。”
然诸王回应，却判若云泥。
辽王朱植得信后，即刻遣人上表谢恩，奏折中言辞恭顺：“臣久居广宁，虽念故土，然陛下圣意体恤，臣唯陛下马首是瞻，迁与不迁，皆听朝廷安排。”显见无抗拒之意。
而宁王朱权的反应，却激烈得多。他未回耿炳文书信，反倒遣人八百里加急递上奏折，直呈御前。奏折中先是慷慨陈词，力陈大宁战略之重：“大宁乃北疆门户，若失此城，鞑靼可长驱直入。臣与麾下将士同甘共苦十余年，誓与大宁共存亡，宁可死于边野，以报皇恩，绝不贪恋内地繁华！”笔锋一转，又委婉提及：“朵颜三卫乃臣一手操练，习性悍勇，唯臣能约束。若迁藩内地，三卫远离故土必生变故，届时恐难控制，累及边防，臣实不敢轻动。”字里行间，隐隐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威胁。
未几，朝会之上，兵部尚书出列奏请：“今北元残部蠢蠢欲动，边防线过长恐难统筹，臣等恳请陛下调整北疆藩国布置，令宁、辽诸王内迁，以集中兵力固边防，此乃固国根本之策。”
此言一出，朝堂顿时哗然。
户部尚书出列附议：“尚书所言极是！诸王内迁后，朝廷无需再为边藩输送巨额粮草，可将资源集中于前线卫所，实乃利国利民之举。”
然礼部侍郎却忧心忡忡：“洪武皇帝定下藩篱之策，本为‘以藩屏帝室’，今骤然变动，恐违祖制，动摇国本啊！”
更微妙者，数名与边藩素有往来、或对削藩心存疑虑的官员，纷纷出列赞颂宁王：“宁王殿下驻守大宁十余年，鞠躬尽瘁，今愿死守边疆，实乃忠勇体国之臣！陛下当嘉其心志，而非强令迁藩，寒了诸王之心！”言辞间，竟隐隐有逼宫之意，无形中给朱标施加了压力。
面对朝堂纷争与宁王看似忠耿、实则强硬的回应，朱标面色平静，未有半分怒色。他温言安抚持不同意见的臣工：“诸卿所言皆有道理，祖制需遵，边防亦需固，此事确需权衡。”话锋一转，又对宁王奏折表露出赞赏：“宁王忠勇护边，朕心甚慰。传朕旨意，赏宁王黄金百两、彩缎千匹，大宁将士皆赐银二两，以表彰其戍边之功。”
随即，他话锋再转，谈及内迁之议：“然调整藩国布置，亦是为长久边防计，非朕一时兴起。此事关乎重大，需从长计议，诸王可细细思量，朕绝不强求。”
这一手以退为进，既彰显了帝王的宽仁大度，又将难题抛回诸王——若接受内迁，便需交出苦心经营的藩地与兵权；若明确反对，便是公然违逆朝廷，坐实“不忠”之名。
退朝后，朱标返回乾清宫，屏退左右，对朱雄英、朱长宁冷笑道：“你们看，朕这位十七弟，是把‘朵颜三卫’当成了私兵，把大宁看作了自家禁脔，一触及根本利益，便迫不及待露出锋芒，哪还有半分‘忠勇体国’的模样？”
“宁王叔反应如此激烈，想必已察觉父皇试探之意，心中定然生了警惕。”朱雄英皱眉道，“恐其往后会更加防备朝廷，甚至暗中联络其他藩王。”
朱长宁却另有担忧，轻声道：“父皇，诸王之中，最该留意的当属燕王叔。至今，北平那边未有只言片语传来——无论是支持内迁，还是反对，燕王叔都保持着沉默，这未免太过反常。”
朱标闻言，目光骤然幽深，缓缓道：“你四叔是聪明人，他在观望。宁王跳得越高、反对得越烈，他便越不会轻易表态。此举既是避祸，也是向朕传递信号：他比宁王更懂审时度势，也更...隐忍难测。这般沉得住气的对手，才最是危险。”
试探的结果，让朱标愈发明晰了下一步策略。
对于辽王朱植这般顺从的藩王，他即刻下旨：赏辽王岁禄加倍，令户部、工部派员赴山东、河南遴选肥沃之地，为其营建新王府，并准许其护卫亲军随迁，待遇从优。此举既是兑现承诺，亦是做给其他藩王看——顺从朝廷，自有厚报，以此分化藩王阵营。
而对于宁王朱权，朱标则采取了“温水煮蛙”之策。他一面继续下诏褒奖宁王“忠勇”，令翰林院撰写文诰，称颂其戍边之功；一面却以“加强边防协作”“统一调配军需”为名，悄然调整大宁周边卫所部署：将大宁以东的蓟州卫、以西的宣府卫守军，尽数换上忠于朝廷的将领；又令户部、兵部派员赴大宁“核查军饷、清点兵械”，实则借机渗透，暗中削弱宁王对属地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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