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宣帝朱标即位诏书颁布后，大明朝在悲恸与希望中开始了新的运转。国丧期间，一切从简，但新帝的仁厚与果断已悄然传开，尤其是伴随着北伐大捷的辉煌消息，冲淡了权力更迭带来的不安，民心渐稳。
然而，对于端坐在奉天殿龙椅上的朱标而言，父亲的临终遗言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剑。“藩王……是隐患”这五个字，时时在他心头敲响警钟。他深知，自己以仁厚闻名，虽得文武核心拥戴，但那些手握重兵、镇守边陲的弟弟们，尤其是素有威名的燕王朱棣、宁王朱权等，是否会真心臣服于他这个看似文弱的长兄？北伐大捷虽定北疆，却也暂时削弱了中央对几位塞王叔父的依赖，此消彼长，隐患暗生。
按照礼制，皇帝驾崩，诸王应入京奔丧守孝。这是人伦大礼，亦是检验诸王态度、宣示新君权威的关键时刻。朱标与心腹重臣徐辉祖、耿炳文以及皇长子朱雄英、长宁公主连日密议。
“父皇遗诏明确，‘藩王不得离封地……非诏不得入京’。然，若此刻不允诸王入京，恐寒了骨肉亲情，亦予人口实，谓新帝猜忌兄弟。”朱标面露难色，他的本性使他倾向于信任家人。
徐辉祖躬身道：“陛下，礼不可废。若不准诸王奔丧，天下人将如何看待陛下仁德？然，可效仿古制，令诸王分批、限时入京，吊唁完毕即返封国，不得滞留。同时，加强京畿防务，以防万一。”
朱雄英目光锐利，补充道：“父亲，祖父临终最忧者，乃诸王叔父手中护卫过盛。此次诸王离藩入京，其封国内护卫群龙无首，正是推行祖父遗策，削减藩王护卫的良机。可借守孝之名，行削藩之实，方为上策。”
长宁亦轻声进言：“父王，哥哥所言极是。可下明诏，感念诸王孝心，准其入京，但同时颁布恩旨，体恤边镇将士辛劳，言明北元已平，天下渐安，为示朝廷宽仁，减轻藩国负担，着令各藩王府酌情削减护卫员额，以休养民力。如此，既全了兄弟情谊，又遵了父皇遗命，名正言顺。”
朱标沉吟良久，终于下定决心。他既要守住父亲的江山，又不愿轻易背上苛待兄弟的恶名。长宁提出的“恩旨”削藩，无疑是最符合他性格和当前形势的策略。
数日后，两道旨意自南京发出，通传天下藩王及各布政使司。
第一道是明发上谕：“朕以菲德，嗣承大统，哀痛方深。然念诸弟皆父皇骨肉，天潢贵胄，闻父皇崩逝，必五内俱焚。特旨：诸王可依制入京，叩谒梓宫，行守孝之礼，以尽人子之哀。着礼部拟定仪注，诸王分批入京，事毕即归藩国，毋得延误，以安社稷。”
第二道则是伴随着新帝登基大赦天下的恩诏一同颁布的敕令，其中专门针对藩王护卫一事写道：“……我朝肇基，封藩建国，以固边圉。然今北虏荡平，海内晏安，朕体上天好生之德，念将士戍守之苦，更欲使藩国百姓共享太平。着各藩王府，仰体朕意，除边镇要地依例保留必要护卫外，其余护卫兵士，可酌情量减，遣散归农，或由五军都督府重新调配，以苏民困，以彰朝廷恤兵爱民之至意。具体员额，由兵部、五军都督府会同各藩王议奏。”
旨意下达，天下反应不一。南京城内，文官们称颂新帝仁孝双全，既全了礼法，又着手解决藩镇之弊，手段温和。各地藩王接到旨意，心情则颇为复杂。能入京奔丧，算是新帝给了体面，但后面那道削减护卫的“恩旨”，则像一道温柔的枷锁。燕王朱棣在北平接到诏书，沉默良久，对心腹叹道：“皇兄这是要行‘推恩削藩’之策了，虽比父皇的严令温和，其意却坚。”但此时太祖新丧，新帝初立，北伐大捷的威望正盛，诸王纵有不满，也无人敢公然抗旨，只得先后上表谢恩，并表示将遵旨酌减护卫，同时准备启程入京。
洪宣元年秋，蜀地成都府内，蜀王府的“芸香阁”中墨香满溢。蜀王朱椿身着素色锦袍，正临窗伏案，手中狼毫蘸墨，在宣纸上誊抄《论语》。檐外秋雨淅沥，打在芭蕉叶上簌簌作响，与案头铜漏的滴答声交织，衬得阁内愈发静谧。
“王爷，南京来的八百里加急！”内侍匆匆叩门，声音带着几分急促。
朱椿放下笔，指尖轻捻纸角，目光依旧落在“仁者爱人”四字上，语气平和：“呈进来。”
内侍推门而入，双手高举明黄色诏书，躬身递到案前。朱椿起身整了整衣袍，对着诏书行三拜九叩之礼，方才接过，缓缓展开。烛火跳动，映着诏书上的朱红玺印，他逐字细读，眉头未皱分毫，反而在看到“削减护卫，遣散归农”时，嘴角露出一丝浅笑。
“王爷，这诏书……”内侍见他神色平静，忍不住低声问道。
朱椿将诏书折好，递给身旁的长史，语气从容：“皇兄此举，乃仁政也。北元已灭，天下太平，护卫过多，反成藩国负担。遣散兵士归乡务农，既能让他们与家人团聚，又能减轻蜀地百姓的徭役之苦，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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