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东林书院。
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魂魄悲愤不已。
“阉党可恨，然其害犹在朝堂！这文字之狱，直扼天下读书人之咽喉，诛心于无形！”
高攀龙痛道。
“理学本为修身治国之学问，竟被帝王用来编织思想的罗网，从此天下士人，非奴才即哑巴，可悲！可叹！”
画面三：宽容下的腐败，吏治的溃堤。
天幕色调转为昏黄，象征康熙晚年。
场景从庄严的朝堂，转向地方衙门的幕后。
【康熙晚年，标榜‘宽仁’，对官员贪污腐败的惩治力度大不如前。】
典型例证浮现：
曹寅、李煦家族长期担任江宁织造、苏州织造等肥差，其亏空国库银两高达数百万两。
康熙心知肚明，却多次宽容，甚至私下挪用内帑帮其弥补亏空，以保全“老臣”、“家奴”颜面及江南稳定。
各地钱粮亏空成为普遍现象。
官员们上下其手，欺瞒皇帝。
康熙虽有所察觉，感叹“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赀？可细究乎？”
却并未采取雷霆手段整顿，往往睁只眼闭只眼。
【根源在于康熙的统治哲学转向‘安静’、‘不生事’、‘维持现状’。】
他担心严厉整顿会引发官场动荡，影响他晚年追求的“平稳”。
画面中，老年的康熙在奏折上批阅“知道了”、“该部议奏”等含糊字句，昔年清算鳌拜、平定三藩的锐气消磨殆尽。
【评语： 这种“仁慈”是对帝国肌体的慢性毒杀。官僚系统彻底失去有效监督，腐败制度化、普遍化。雍正即位后面对的“积弊如山”，正是康熙晚年宽容所积累的恶果。康熙赢得了官员群体（尤其是汉族官僚）对其个人‘宽厚’的感激，却让王朝付出了吏治腐败、国库虚空的沉重代价。】
大秦，咸阳宫。
嬴政勃然作色。
“荒谬！贪官污吏，乃国之蠹虫！宽容贪腐，即是残害百姓！岂不闻‘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皇帝与家奴私相授受，置国法于何地？此非宽仁，乃是昏聩！朕若知有官吏如此，必车裂以儆效尤！这‘圣祖’晚节，有大亏！”
画面四：赋役制度的僵化，“永不加赋”的反面。
天幕回到那份着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诏书，但画面随之裂开，显现出地方社会的真实图景。
【政策本意为善，但固定丁银基数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恶劣后果：】
地方官员再无动力精确统计人口，因为统计多了也不会增加丁银收入，反而可能因人口增加显露出治理“不力”。
导致全国人口统计严重失实，政府无法掌握真实民情。
丁银负担被转嫁。
地方官吏为完成税收任务，往往将丁银摊入田亩，或巧立杂税名目。
真正无地少地的贫民负担未必减轻，而拥有大量田产的绅衿富豪则利用特权逃税，加剧土地兼并和社会不公。
户籍制度固化，阻碍人口流动。
人为将百姓束缚在原有土地上，以适应僵化的税收体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力。
【与此同时，康熙后期土地兼并日趋严重。】
皇庄、官庄、八旗贵族、汉族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景象在盛世下重现。
画面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佃户或流民，眼中充满绝望。
【评语： “永不加赋”成为一个漂亮的宣传口号和道德光环，掩盖了税收体系实质上的不公与失效，也掩盖了土地问题这一封建社会根本矛盾的恶化。它将明代“一条鞭法”以来的赋役改革引向了一个僵化的死胡同，将改革的难题和社会的炸药包，留给了他的继任者。】
大汉，未央宫。
刘邦神色凝重，对萧何、曹参说。
“看到了吗？治大国如烹小鲜，火候差不得，他是好心，怕加赋激起民变，想固化税收求稳定，可这世道是活的，土地在流动，人口在变化，你把税收钉死了，就等于放任豪强去吸百姓的血！下面的官吏正好上下其手，这不是安民，是养痈遗患！后来的皇帝，想动这块骨头，难了！”
画面五：九龙夺嫡的深远毒害。
天幕重现九子夺嫡的惨烈景象，但视角拉远，展现其对帝国政治的长期破坏。
【这场持续十余年的储位之争，影响远超宫廷：】
朝堂彻底分裂。
百官不得不选边站队，朋党之争白热化，行政效率低下，政务多陷于扯皮攻讦。
人才选拔扭曲。
才能不再是首要标准，站队正确、投靠某位皇子成为晋升捷径。
如年羹尧、隆科多等，其崛起皆与拥立雍正密切相关。
康熙个人权威受损。
晚年的猜忌、反复，削弱了皇帝“乾纲独断”的神圣性，暴露了最高权力的脆弱和宫廷政治的肮脏。
留下了残酷的政治斗争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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