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流转，金光凝聚在明王朝洪武后期的十六年。
这段时期，朱元璋的统治风格愈发成熟，同时也展现出更为强烈的个人特色。
从洪武十六年（1383）到三十一年（1398），这位开创之君以其独特的方式，完成了一个新生王朝的制度定型。
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借胡惟庸案余波，再兴大狱。
这次清洗波及更广，连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也未能幸免。
史载，当时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朝堂为之一空。
朱元璋借此机会彻底废除中书省残余机构，确立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的体制。
在地方治理上，洪武二十六年（1393）推行里甲制，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里长；每里分十甲，设甲首。
这一制度与黄册制度相配合，形成了严密的基层控制网络。
同时完善巡检司制度，在全国要冲之地设立巡检司，盘诘往来奸细及私盐犯、逃军、逃囚。
朱元璋特别重视监察体系的强化。
洪武二十四年（1391），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
同时设立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形成双重监察。
他还创立巡按御史制度，派遣御史代天子巡狩，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赋役制度在后期得到进一步完善。
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命户部编制《诸司职掌》，详细规定赋税征收标准。
他特别注重减轻农民负担，下诏自今民田五亩至十亩，栽桑、麻、木棉各半亩，不种者罚之。
这种强制性的经济作物种植政策，促进了手工业原料的生产。
在商业政策上，朱元璋保持着重农抑商的一贯立场。
洪武二十四年（1391），他下令户部申明钞法，凡商税课程，钱钞兼收，钱十之三，钞十之七。
但由于宝钞发行过多，通货膨胀严重，这一政策效果有限。
同时严格限制海外贸易，除官方朝贡外，寸板不许下海。
水利建设在后期达到高潮。
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命工部统计全国水利工程，结果显示共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浚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修建陂渠堤岸五千零四十八处。
这些工程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
他还特别重视仓储建设，完善预备仓制度，令天下县分各立预备仓，官为籴谷收贮，遇灾即用以贷民。
卫所制度在后期进一步完善。
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七、行都司三、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
军户制度严格执行，军士以卫所为家，父兄在卫所，子弟为余丁。
同时完善军屯制度，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
北部边防得到空前加强。
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命晋王朱棡、燕王朱棣率师北征，擒北元大将乃儿不花。
此后，他陆续分封九子为塞王，镇守从辽东到甘肃的边境线，形成诸王守边的格局。
同时修筑和加固长城，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漫长边境线上建立完整的防御体系。
在军事技术方面，朱元璋特别重视火器发展。
朱元璋在位时期，大力发展和普及火器，使明军普遍装备火铳、火炮，其火器应用水平在当时世界居于前列。
而作为专业化、最高级建制的“神机营”，则是由其子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年间正式创立，并成为京军的核心力量之一。
文字狱在洪武后期愈演愈烈。
朱元璋因出身卑微，对文字特别敏感。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诛杀，因音近。
此类案件在洪武后期层出不穷，造成学者不敢自由着书，文人不敢轻易为文的局面。
科举制度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最终定型。
规定三年一大比，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
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文体采用八股格式。
同时加强对学校的管理，规定生员不得妄言军国政事。
朱元璋特别重视教化民众。
洪武二十四年（1391），命礼部刊行《御制大诰》，颁之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
后又颁布《教民榜文》，内容涉及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等六条。
这些措施旨在建立符合儒家思想的社会秩序。
在对外政策上，朱元璋始终坚持不征之国的方针。
洪武二十八年（1395），他亲自编纂《皇明祖训》，将朝鲜、日本、安南等十五国列为不征之国，告诫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但对北方蒙古势力，朱元璋采取积极防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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