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吐出的那张纸还躺在桌上，新的银行卡号像一道未解的密码。余罪盯着它看了三秒，抬眼看向安怡：“这回不靠资金流了，得从人入手。”
安怡没说话，手指已经在键盘上敲了起来。她把北欧生命科学联合研究院那篇论文重新调出来，标题冷冰冰地挂在屏幕上。她点开引用列表，一条条往下扫。
“DB-Ω编号出现在四篇后续研究里。”她说，“全由不同国家的实验室发布，但资助方一致。”
余罪凑近屏幕：“说明这个研究院不是孤例，是个网络。”
“而且是闭环网络。”安怡打开另一个窗口，登录学术数据库，输入周振华和李媛的名字。结果寥寥无几，除了那篇核心论文，再无其他公开记录。
“像被清理过。”余罪说。
“正常离职不会抹掉所有痕迹。”安怡合上笔记本，“我认识一个丹麦法医学会的人，去年在哥本哈根年会上见过一面。他们和北欧这家研究院有合作项目。”
她拨通视频电话，对方接得很快。安怡用英文简单寒暄几句，转入正题，问起周振华团队的情况。
通话持续了不到五分钟。挂断后，她转头对余罪说：“这批人参加过一个叫‘Theta-Control’的实验，内容涉及行为干预和神经反馈调控。他们在德国汉堡一家私立神经研究所接受过统一培训。”
“培训？”余罪挑眉，“不是进修？”
“课程周期六个月，封闭式管理，不对外公开。”安怡补充，“负责人是个叫弗兰克的德国人，背景复杂，曾因伦理问题被大学除名。”
余罪冷笑：“听起来不像搞科研的，倒像是在练兵。”
安怡点头：“人员输送链的第一环找到了——培训基地在汉堡。”
她立刻调出国内近十年生物医学领域出国进修的备案名单，筛选关键词：神经科学、德国、私人资助项目。系统跳出二十多个名字。
她继续过滤，剔除公立医院常规交流项目，留下那些辞职后去向不明的学者。最终锁定十二人。
“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安怡放大表格，“全部在离职前三个月内，有过一次短期出境记录，目的地都是汉堡。”
余罪站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笔画下三条线：
第一条写着“资金流”——康宁生物→恒信资本→蓝渊信托→北欧研究院。
第二条是“技术流”——NX-7成分→DB-Ω芯片→神经抑制剂→活体实验。
第三条他重重写下：“人员流”。
“现在这条线也通了。”他说，“有人负责研发，有人负责执行，还有人专门负责输送人才。”
安怡打开地图软件，将那十二名失踪学者的最后登记住址标上去，再叠加他们回国后的通讯基站轨迹。画面逐渐清晰——多人活动范围集中在城郊大学科技园一带。
“这里有问题。”她指着一片灰色区域，“没有公开的科研机构注册信息，但电力消耗异常高，近三年新增了五条专用供电线路。”
余罪眯眼：“搞地下实验室？”
“不止。”安怡切换到教育系统外聘专家备案库，输入关键词“海外访问”。一条记录跳出来：滨海医学院教授陈国栋，三个月前申报接待“国际神经调控学术团”，经费来自私人捐赠。
她点开陈国栋发表过的论文，一篇三年前的合作研究中，李媛排在第二作者位置。
“接应点找到了。”余罪立刻调取通讯记录。
系统显示，陈国栋每月十五号凌晨一点左右，会拨打一个未实名登记号码，通话时长不超过两分钟。基站定位始终在大学科技园某栋老实验楼附近。
“定时联络。”安怡说，“不是偶然接触。”
余罪抓起外套：“查他的社交圈，看有没有其他人牵连进来。”
“等等。”安怡没动，“还有一个漏洞。”
她打开海关出入境记录查询接口，输入陈国栋的名字。近两年他没有出境记录。
“问题来了。”她说，“他怎么和国外团队保持联系？如果只是传递信息，为什么不走加密渠道？反而用这么原始的方式打电话。”
余罪停下脚步：“你是说……他不是主脑？”
“他是中间人。”安怡推测，“真正的核心人物藏得更深。陈国栋可能只是负责提供场地或掩护身份。”
她调出滨海医学院近三年设备采购清单，发现一笔异常订单：一台低温磁共振成像仪，价值八百万，申报用途为“老年痴呆早期筛查”，供应商是境外企业，代理公司名为“海煋科技”。
“又是这家公司。”余罪咬牙。
“但它只是壳。”安怡翻出之前的股权图谱，“实际控制人通过离岸信托持股，层层嵌套。不过……”她停顿了一下，“采购合同上有签字人名字——林志远，滨海市医疗器械评审委员会成员。”
余罪立刻搜索这个名字。林志远，五十岁，曾任市卫健委科技处副处长，现任多家生物科技公司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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