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拍了拍老妇的手,声音温和:“大娘,不必谢我。这地是陛下赐的,粮是百姓自己种的,我不过是做了该做的事。只要你们能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
他走到田间,几个青壮年正在用新式曲辕犁耕地。那曲辕犁是他根据花果山的农具改良的,比原来的直辕犁省力一半,翻地也更深。他上前,接过一个汉子手中的犁柄,示范着调整犁铧的角度:“这里要再往下压一点,这样翻出来的土能盖住草籽,免得荒草抢了秧苗的养分。”那汉子学得认真,试了几下,果然顺手了许多,连连道谢。
孙悟空又走到织坊。织坊里摆着十几架新式织机,是他结合花果山的藤编技法和中原织机改的,能同时织出两层布,效率高了一倍。妇女们坐在织机前,手指翻飞,丝线在她们手中变成细密的布匹。一个年轻的妇人见了他,停下手中的活计,红着眼圈说:“孙先生,我丈夫前年被抓去当兵,没了音讯,我带着女儿无依无靠,是你让我来织坊做工,如今我每月能挣三贯钱,够我和女儿吃喝,还能给女儿攒点学费,让她去义塾读书。”
孙悟空看着她织出的布匹,摸了摸布料的质感,指出几处经线的疏密问题,手把手教她调整织机的梭子:“织得不错,再细些,这布能卖个好价钱。义塾的先生都是饱学之士,让孩子多读书,将来能识文断字,就不用再受没文化的苦了。”
正说着,有个农妇匆匆跑来,神色慌张:“孙先生,不好了!村西头王家的小子发热了,烧得直说胡话,还有几个孩子也说头晕,怕是……怕是要闹瘟疫!”
孙悟空心中一紧,立刻跟着农妇往村西头去。他边走边从袖中取出一个小瓷瓶,里面装着他用花果山的草药炼制的丹药,又取了几株艾草,攥在手中。到了王家,那孩子躺在床上,面色潮红,呼吸急促,孙悟空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又把了把脉,眉头微蹙——是风寒引发的时疫,若不及时控制,怕是会蔓延。
他先给孩子喂了一粒丹药,又让农妇烧起艾草,熏遍屋子的每个角落;接着,他让村民把发热的孩子都集中到一间空屋,隔离起来,又取来草药,亲自熬煮,给每个孩子喂下。他还教村民们防疫的法子:勤洗手,喝烧开的水,不要随地吐痰,每天用艾草熏屋子。
忙到黄昏,那些发热的孩子体温渐渐降了下来,不再说胡话,能喝些稀粥了。孙悟空松了口气,坐在门槛上,看着夕阳落在远处的山头上,将天空染成一片暖红。
孩子们围在他身边,给他递水,老人们端来刚蒸好的窝头,青壮年们扛着新收的蔬菜,放在他面前。他拿起一个窝头,咬了一口,粗粝的口感在口中散开,却比西天的蟠桃更香甜。他看着眼前这些鲜活的、带着烟火气的面孔——有笑有泪,有苦有甜,却都有着对生活的希望——疲惫的脸上,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平静而满足的笑容。
他想起当年在花果山,做着齐天大圣,占山为王,何等逍遥;想起西行路上,降妖除魔,只为取那真经,博一个斗战胜佛的虚名;想起初入长安,李世民封他做光禄大夫,赐他金银宅邸,他却只觉得浑身不自在。直到他走到民间,看到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看到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孩子,他才明白,所谓的功名利禄,所谓的仙佛果位,都抵不过百姓的一句“孙先生”,抵不过田间的一穗稻子,抵不过织坊里的一匹粗布。
他不在乎俸禄多少,不在乎官职高低,不在乎史书上是否会留下他的名字。他只在乎,这大唐的百姓能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能平平安安地活着;只在乎,自己的一点力,能让这人间少一些疾苦,多一些生机。这,才是他留在唐朝,除了护佑国运之外,另一重更深的意义。
而远在西行路上的唐僧,此刻正坐在西梁女国的驿馆里,手中捏着李世民那封冰冷的回信,纸张被他攥得皱巴巴的。他等了许久,也没等到悟空的银钱接济,只等来了这封字字诛心的回复。八戒坐在一旁,唉声叹气,抱怨着“大师兄当了大官,忘了我们这些穷师弟”;沙僧沉默地收拾着行李,眼底满是失望;唯有白龙马,低低地嘶鸣了一声,像是在替他惋惜。
唐僧的心中,悔恨与窘迫交织,又添了十分。他望着西天的方向,前路茫茫,取经的道心,在这凡尘的困顿与悔恨中,早已摇摇欲坠。他不知道,他心心念念的悟空,此刻正坐在长安城外的田埂上,看着炊烟四起,听着孩童的嬉闹,心中无牵无挂,唯有一片安宁。
于孙悟空而言,这人间的烟火,便是最好的真经;护佑这烟火不散,便是最大的功德。功名利禄如浮云,唯有民心,才是立世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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