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我这么说，葛履道：“那样的话，道一兄弟请便！”他顿了一下，又道，“只是鄙人的一些观点与现下的朝廷施政纲领不完全一致，道一兄弟看看就好，不必当真！”
我点头示意请葛履忙手头的批改作业，旋即将目光在竹简上认真阅读起来。
我在汲黯那里读过两类涉及货殖类的着作，分别是战国卫鞅的《商君书》和《国策》、《国语》等“纵横家之书”里对子贡、吕不韦等商人事迹的记载。此外在之前听司马迁和李敢的聊天时也听过司马迁对货殖的见解。
在《商君书》和司马迁对货殖的见解中，都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国策》、《国语》等“纵横家之书”里对子贡的“分庭抗礼”、吕不韦的“奇货可居”虽持肯定态度，但是也认为这两人是以商业手段完成政治目的，并不认为他两人是纯粹的商人。
但是葛履的笔记观点和卫鞅及司马迁完全不同，葛履认为商人是有其存在的独立价值和存在必要的。他认为：上古时期人无余财且生产工具落后，所以所有人都要从事农业生产才能养活自己。
之后以部族为单位有了剩余物资，于是产生物资交换，就会有专门从事此道的人负责这种交易的沟通。而随着中古之后“家天下”时代的来临，家族有了财富积累和交换需要，商业的兴起成为必然，其在殷商时代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而在春秋时期，因为诸侯林立，各诸侯国之间的物资交换需求也与日俱增，由是产生了很多着名的商人，玄高、子贡、计然、白圭、范蠡、漪顿……皆是其中代表，管仲更是以经济手段“鹿之谋”、“齐纨鲁缟”达到“不战而屈燕”、“不战而屈鲁”的效果。期间也涌现出如范蠡的“三散家财”、子贡的“以商养学”、白圭的“人弃我取”、计然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等掌故轶事。而到了战国中后期，因为诸侯兼并加剧，特别是后来统一战争的需要，人口出现逆增长，商业氛围更是受到极大破坏，所以“农战为本”的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一直影响到汉初。到文景之治后，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恢复，西汉也形成了前十名的汉商家族。但是因为“重农抑商”思想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工商之民社会地位不高，圣人之学更是耻于研究商业本身的价值和规律。
读到这里，我对葛履的学说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他的学说与儒、道、墨、法等传统学派完全不一样，他可以算是一位专门研究食货之学、工商之术的“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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