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喝了一口茶，继续仔细翻阅葛履的竹简。
在葛履看来，农业是事关百姓生息的基础，重视农业的确是一个国家生存的根本。有了农业的保障，一个国家的国土安全——军力也才有保证。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只考虑农战，其发展前景也未必会很好，前秦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在兼顾粮食安全和国防安全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商业的活跃度对国家发展是有利的，并且商业发展与文化教育、宣扬圣人之学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制定好政策规则和因势利导。
葛履认为在《尚书·洪范》“食货为先”的理论之下应该尊重人“非利不生”的本性，要正视“义与利并重”。他反对一味的“重农抑商”，主张通过“平准市价”和“人尽其力、地尽其用”来达到农商价值的平衡，从而实现“农商并重”。葛履同时还提出：商人殚精竭虑并承担比一般人更大的风险、缴纳更多的赋税；工人制造各种生活器具、工具和消耗品供人使用，其付出和农人是等价的。所以要给予工商之民人身和财产上的更多保障，而不是把他们当“出头鸟”打击他们。在当下国家因战争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确实要将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农业上来，但是如果过分打击工商之民、针对商业的很多宏观政策又执行不恰当的话，国家经济将陷入长期“滞胀”。
葛履还指出：工人不断改进工具的制造、农人不断掌握“田地四时的运作规则”科学耕种放牧、商人将剩余商品和服务用于国内外的交换让商品和货币的关系保持良性循环是维持经济大生态的底层逻辑，国家应该做的事情是合理税收用于维护国土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和减灾保障，同时促进生产效率提高（优化土地配置、兴修水利等）。国家应该号召百姓适度消费而不是一味节俭并通过铸币权控制好财政收支，这样经济才能有效恢复和发展。
读到这里，葛履的夫人林氏走进书斋招呼我们去吃晚饭。葛履的那卷竹简我也只看了不到三分之一，我相信后面还有更多、更精辟的见解。
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关于对工商之民的不同见解和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解读的文章。相对于实践经验丰富的桑弘羊，葛履只是个理论家，但是他的理论高度显然不低。我觉得这一定不是他一个人在书斋凭空总结来的，而是在一个学派、无数前人总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我这时候才意识到：为什么义父要让我来陈留找葛至阳和他的后代——他要让我在接触了汲黯这样的“世界观”天花板之后更多的接触实务型的学者和不同的学派，这样我才能掌握更多不同领域的、对我将来有用的理论知识，而不是拘泥于一家之言、一派之学。由是在“知行合一”的道路上，我才能更快的进步。
当我跟着葛履来到饭桌，林氏和两个女孩、一个老太太已经坐在了桌前。葛履向我介绍：两个女孩是他的两个闺女，大丫十岁、小丫五岁。我开始以为老太太是他的母亲、葛至阳的遗孀，结果介绍了我才知道：老太太是林氏的母亲老林氏。葛履对我说：林氏籍贯河内郡朝歌县，家里没有男丁，只有姊妹三人，两个姐姐都远嫁别处，只有他这边算是比较近的。老丈人三年前去世后老岳母一人寡居，虽有林家堂房亲戚照顾，葛履还是不放心，于是就将老太太接到了陈留赡养。
我向林氏老太太问了好，老太太听说了我的身份就跟我不断夸奖起自己的女婿。她对我道：“我这个‘半子’可是比一般人家的儿子更孝顺！当年老头子把女儿嫁给他，家里还有亲戚说我们家没眼光，明明林家是殷商贤臣比干之后的望族却把女儿下嫁给平民。我当时听了亲戚们的话也想让老头子跟葛履谈让他入赘来着，结果老头子怕把女婿逼走没理我。现在看来还真是对了，不然我上哪去这么安逸的养老哦！”
葛履朝我尴尬的笑了笑，道：“还好当年岳丈大人没逼我，不然一面是县学和胞弟、一面是娇妻，我真的不会选呢！”他顿了一下又道，“我丈人生前也是稷下子弟，他们林家在高祖时期出了位列侯林挚，现下在齐国邹县居住，内子的两位阿姊也都是那一支亲戚保的媒嫁到了齐鲁之地的稷下后人家庭。幸得老丈人看得起我，把最疼爱的小女儿嫁给了我。可惜我没什么本事，不像她两个姐夫有偌大家业和学术盛名，至今还要内子为我操持家务！”
“胡说！”林氏老太太道，“我的三个女婿里就你最有出息，要学问有学问、要人品有人品！”
听着母亲和丈夫的对话，林氏笑而不语。过了一刻她起身道：“我再去喊下谦弟，估计他绘丹青入神了，方才没听见我唤他。”
林氏出去不一会儿便和葛谦先后回到了厨室。葛谦向林氏老太太问了好，又向我点头示意，然后便在兄嫂下首坐定。
林氏去厨房将鲤鱼和三小碟咸菜端了出来，一碟给老太太、一碟给葛谦还有一碟放在了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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