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黄昏。
军区招待所后面的小训练场静得出奇。单杠和双杠在暮色中投下细长的影子，沙坑被仔细耙平，看不出有人训练过的痕迹。连每天傍晚准时响起的俄语朗读声也消失了——五十多人挤在最大的那间宿舍里，正在进行最后一次装备检查。
于凤至站在房间中央，靠着王小虎搀扶才能站稳。她换下了病号服，穿上了苏联提供的棉军装——深橄榄绿色，料子很厚，肩章和领章被仔细拆掉了，只留下浅浅的印记。右臂的夹板用绷带固定在身侧，左腿虽然还有些跛，但至少能承重了。
房间里鸦雀无声，只有金属碰撞的轻微声响和粗重的呼吸声。每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检查武器，清点弹药，打包个人物品。苏联提供的莫辛纳甘步枪被擦得锃亮，枪油的味道混合着皮革和汗味，在密闭的空间里发酵。
“最后一遍。”于凤至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步枪，弹仓五发，随身再带二十发。手枪，弹匣满，加两个备用。手榴弹，每人两颗。匕首，绑腿里。除此之外，只带三天的干粮、水壶、急救包、火柴、盐。其他所有东西——留下。”
没有人质疑。三天来，这个命令重复了无数遍。轻装，轻装，再轻装。因为接下来的路，多一克重量都可能要命。
胡三炮蹲在地上，正用磨石打磨一把缴获的日军刺刀。刀刃在昏黄的电灯下闪着冷光，他磨得很仔细，每一寸都反复推过。磨好了，他用手指试了试锋刃，血珠立刻渗出来。他咧嘴笑了笑，把刺刀插进绑腿。
赵铁山在整理文件——不是纸质的，那些太占地方。他把黑河地区的地形、日军布防、苏联援助清单、美国联络方式，全部用最小号的字抄在一张油布上，卷起来塞进一节掏空的竹筒，竹筒封蜡，拴在腰间。
李秀英在分发药品。苏联医院给了一些，不多，但都是好东西：磺胺粉、吗啡针、绷带、消毒酒精。她按照于凤至的指示，把药品分成小份，每人带一点。“万一走散了，”她说，“至少能自救，能救人。”
王小虎一直跟在于凤至身边，像影子。他背着两个背包——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于凤至的。于凤至的背包很轻，里面只有几件换洗内衣、那个装着二十三封信的陶罐（用棉布裹了一层又一层）、张汉卿送的怀表，还有科瓦廖夫给的路线图。
窗外突然传来汽车引擎声。不是一辆，是三辆，由远及近，在招待所门口停下。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看向于凤至。
“时间到了。”她说。
没有慷慨激昂的动员，没有依依不舍的告别。于凤至只是环视了一圈这五十多张面孔——年轻的，苍老的，带着伤的，眼神疲惫但坚毅的。这些人和她一起钻过矿洞，趟过江水，在异国的土地上训练、学习、等待。现在，要回去了。
回到战场。回到那片他们从未真正离开的土地。
“记住三件事。”她开口，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第一，我们是抗联，是东北战区的人。走到哪里，这个身份不能丢。”
“第二，路上听指挥。该走的时候走，该停的时候停，该打的时候打，该撤的时候撤。个人英雄主义，会害死所有人。”
“第三，”她顿了顿，“如果走散了，如果失散了，记住目的地——大兴安岭，阿尔贡河上游，有片白桦林的地方。到那儿汇合。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就要把路走到头。”
说完，她转身，走向门口。王小虎立刻上前搀扶。
门开了。暮色已经完全降临，院子里停着三辆苏联的嘎斯卡车，帆布篷盖得严严实实。车旁站着几个苏联军人，为首的是科瓦廖夫。他没穿军装，也是便服，手里夹着根没点燃的烟。
“都准备好了？”他问。
“好了。”于凤至点头。
科瓦廖夫看了看她身后那些沉默的、背着行囊的身影，又看了看她苍白的脸和吊着夹板的手臂，欲言又止。最终，他只是挥了挥手：“上车吧。记住，到了火车站，直接进三号站台，上最后一节车厢。车上有我们的人，会带你们到赤塔。”
“重伤员那边……”
“安排好了。一周后，有专车送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更安全。”科瓦廖夫顿了顿，“另外……有件事得告诉你。”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我们截获了日军的电报。他们的行动小组，昨天已经越过边境了。具体位置不清楚，但肯定在附近。所以，路上要小心。”
于凤至的心一沉。三天，日本人动作真快。
“多少人？”
“一个小队，十二人。全是特高课的精锐，擅长渗透和刺杀。”科瓦廖夫看着她，“于凤至同志，你现在是他们的头号目标。上了火车，不要离开车厢。到了赤塔，换车要快。明白吗？”
“明白。”
“还有这个。”科瓦廖夫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铁盒，打开，里面是一支注射器和几支玻璃安瓿，“吗啡。疼得受不了的时候用。但记住——会上瘾，能不用就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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