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大凌河的水声格外清晰。那不是温柔的潺潺，而是裹挟着上游雨水和泥沙的沉闷轰鸣，像一头被铁链锁住的野兽在河床里挣扎。
王栓柱趴在东岸一片长满艾蒿的土坎后面，湿冷的雾气浸透了他的军装。他左边的老刘正用一块油布仔细擦拭机枪的枪管，动作慢得像在抚摸情人的脸；右边是个刚满十八岁的小战士，姓周，大家都叫他“周秀才”，因为参军前在私塾念过三年书，此刻正借着微弱的晨光看一张皱巴巴的家信。
“秀才，看啥呢？”老刘头也不抬地问。
“我娘写的信。”小周的声音有点抖，“上个月托人捎来的。说我爹的病好些了，让我……让我好好打仗，早点回家。”
老刘擦枪的动作停了停。过了几秒，他闷声说：“收好。打完仗，念给你爹听。”
王栓柱没说话。他的望远镜一直对着河对岸那条灰白色的公路——那是锦州通往义县的必经之路。按照计划，义县的枪声一响，锦州的援军就会从这条路赶来。现在，义县的枪声已经响了两个时辰，但公路上还是一片死寂。
只有河水不知疲倦地咆哮。
“军长，”工兵连长猫着腰爬过来，脸上全是泥，“起爆器检查了三遍，没问题。就是这雾太大了，我怕……”
“怕什么？”王栓柱的声音很平静。
“怕看不清信号。按计划，要等鬼子先头部队过桥、主力开始渡河时才炸。可现在这能见度，十米外就分不清是人是鬼。”
王栓柱放下望远镜，从怀里掏出怀表。表壳上有一道深深的划痕，是去年冬天在黑河突围时留下的。表针指向凌晨四点二十。
“雾是麻烦，也是机会。”他把表收好，“鬼子也看不清咱们。告诉各营，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就算鬼子踩到脸上，也得憋着。”
“是！”工兵连长又猫着腰退下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爬。雾不但没散，反而更浓了。河对岸的公路完全消失在乳白色的混沌里，连水声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小周忽然小声说：“军长，您说……鬼子会来吗？”
“会。”王栓柱的回答斩钉截铁。
“为啥这么肯定？”
“因为石原莞尔输不起。”王栓柱重复了昨晚对老刘说过的话，但这次他补了一句，“也因为咱们的同志在义县打得狠。他们越狠，鬼子越着急。”
话音刚落，远处传来了声音。
不是枪炮声，是另一种声音——整齐而沉重的脚步声，混杂着马蹄声、车轮碾压路面的嘎吱声，还有金属碰撞的叮当声。声音从雾的深处传来，由远及近，像一头正在苏醒的巨兽。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老刘把最后一颗子弹压进弹链，咔嚓一声合上机枪盖。小周把家信小心地塞进贴胸的口袋，握紧了手中的步枪。王栓柱重新举起望远镜，尽管雾气让他什么也看不见。
声音越来越近。现在已经能分辨出日军皮靴特有的硬底踏地声，还有军官用日语发号施令的短促叫喊。听动静，至少是一个联队——三千人。
“传令兵。”王栓柱的声音低得像耳语，“通知各营：猎物来了。按第一套方案，放先头部队过桥。”
命令像水波纹一样悄无声息地传开。五千名伏击者趴在潮湿的泥土里，像五千块没有生命的石头。只有眼睛还活着，死死盯着雾中逐渐显现的轮廓。
先是一面膏药旗，在雾气中像一抹污血。然后是扛着旗的士兵，接着是成四路纵队的步兵。日军显然很警惕，行军速度不快，队伍拉得很长。最前面是一个小队的斥候，过了木桥后没有继续前进，而是散开在桥头两侧建立警戒。
王栓柱的心沉了沉——鬼子比预想的狡猾。
主力部队开始过桥。木桥在重压下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先是一个中队，接着又是一个中队。桥面狭窄，每次只能容一个中队通过，整个联队要全部过河，至少需要半个时辰。
时间慢得像凝固的沥青。
王栓柱的怀表在口袋里，但他能感觉到秒针的跳动——每一下都敲在他的神经上。汗水从额头滑进眼睛，刺得生疼，但他不敢擦。
日军主力过了一半时，变故发生了。
桥头警戒的一个日军士兵似乎发现了什么，突然举起枪，朝东岸的芦苇丛开了一枪。子弹打在石头上，溅起一簇火星。
伏击阵地上，几个新兵的手指扣在了扳机上。王栓柱几乎要跳起来——如果现在暴露，一切就完了。
但老刘按住了身边一个年轻战士的手。他的动作很轻，但很坚定。
那个开枪的日军士兵被军官狠狠抽了一耳光。队伍骚动了一下，又恢复了秩序。显然，他们以为那只是士兵过度紧张导致的走火。
王栓柱长长吐出一口憋在胸口的浊气。他的手心全是汗，湿漉漉地粘在望远镜上。
主力继续过桥。终于，最后一个中队踏上了桥面。这时，先头部队已经离开桥头一里多地，正在雾中缓慢推进。
就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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