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流火，松花江的水位降下去一尺多，露出被冲刷得光滑的卵石滩。江畔一片杨树林里，十几个穿着各色衣裳的人或坐或站，看起来像是赶集歇脚的庄稼汉。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发现他们眼神交汇时的短暂停留，以及树下那个戴草帽的人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的节奏——那是摩尔斯电码的节奏。
戴草帽的是许亨植。他面前摊着一张泛黄的东北全图，图上用炭笔做了密密麻麻的标记，有些地方已经模糊得看不清。
“沈阳兵工厂的内线确认，上月出厂的步枪比去年同期少了四成。”说话的是个穿着绸衫、像个商号掌柜的中年人，“主要车间都在拆卸机器，装箱待运。看木箱上的标签，目的地是大连港。”
“运去南洋？”有人问。
“不像。”掌柜的摇头，“南洋战事吃紧，日本本土更需要机器。我的人打听到，这批机器要经朝鲜釜山港转运，最终可能是去九州或者名古屋。”
许亨植的指尖在地图上从沈阳滑到大连，又跨过渤海指向日本本土。这个动作他做了三次，每一次停顿的地方都不同。
“机器编号记下来了吗？”
“记了十七台主要车床的，但装箱后重新编号，对不上。”掌柜的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不过装箱工里有咱们的人，他在三个箱子的夹层里放了木屑——如果到港开箱时木屑漏出来，说明箱子在中途被打开过。”
许亨植接过本子，借着树叶缝隙漏下的光仔细看。那些数字和符号在他眼里自动排列组合，渐渐拼凑出日军战略收缩的图景——他们在做最坏的打算，把东北的工业基础向本土回迁。
“大连港的船期表呢？”
另一个穿短褂、像码头苦力的人开口：“本月靠港的外轮比上月少了一半。日本商船队主要跑南洋航线，回来的多是运伤兵和废铁的船。倒是苏联船多了几艘，都是装大豆和煤炭的。”
“苏联船……”许亨植沉吟，“船上有没有不寻常的货物？”
苦力想了想：“有两条船卸货时，集装箱是军方的人直接接管，没走海关程序。从起重机吊装的手感看，不是重货，可能是精密仪器或者文件。”
许亨植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个细节。苏联和日本有中立条约，但暗地里的情报战从未停止。如果苏联人在这个时候加紧搜集东北的情报，只能说明一件事——克里姆林宫也在为某种变故做准备。
会议进行了一个时辰。每个人汇报完自己那条线的情报后，许亨植会问几个关键问题，然后给出下一步的指令。没有多余的废话，每个字都落在实处。
“老李，你那条线暂时静默，等风头过去。”
“小崔，伪满警察厅的档案室要想办法进去一次，重点查1937年以后的户籍变动。”
“赵师傅，兵工厂那个山本清，继续接触，但不要提任何条件，只交朋友。”
最后一个人汇报完时，日头已经偏西。树林里的光线暗下来，蝉鸣声更响了。
许亨植卷起地图，站起身：“下个月十五，老地方。如果有紧急情况，用二号预案联络。”
众人陆续散去，走的方向各不相同，很快消失在江畔的芦苇丛和田间小路上。许亨植最后一个离开，他没有直接回根据地，而是沿着江岸往上游走了五里地，在一个废弃的鱼寮前停下。
鱼寮里已经有人在等。是个女人，三十多岁，穿着蓝布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挎着个盖着蓝布的竹篮。
“许副参谋长。”女人微微躬身。
“柳大姐，辛苦了。”许亨植接过竹篮，掀开蓝布，里面是几包草药和一叠用油纸包着的文件，“家里都好吗？”
“都好。铁柱在县里站稳脚跟了，上周刚升了科长。”柳大姐——郭大娘的儿媳妇，声音很轻，“他让我转告您，日军在县公署安插了新的指导官，叫中村，是从关东军情报部调来的。这个人很警惕，所有文件过夜必须锁进保险柜，钥匙他自己带着。”
许亨植点点头：“让铁柱一切如常，不要刻意避着中村，也不要刻意接近。这种人，你越自然，他越不容易起疑。”
“明白。”柳大姐顿了顿，“还有件事……县城东关那家粮油店，老板前天上吊死了。说是生意赔本，但坊间传闻，他是替日本人做事，被咱们的人盯上了。”
许亨植的眼神锐利起来：“咱们的人？哪部分的？”
“不清楚。但现场留了张字条，写着‘汉奸下场’。”
“胡闹。”许亨植的声音冷下来，“未经批准私自锄奸，暴露了怎么办？这条线多少人要受影响？”
柳大姐低下头。
许亨植深吸一口气，控制住情绪：“柳大姐，你回去后通过秘密渠道传话：所有地下工作，没有上级命令一律不准行动。特别是杀人，必须报总部批准。谁再擅自行动，按叛徒论处。”
“是。”柳大姐迟疑了一下，“可是许副参谋长，那个粮油店老板确实该死……他帮着日本人抓过劳工，还告发过两个咱们的交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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