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辕的会议室内，气氛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长条会议桌的首位，端坐着身着戎装、面无表情的蒋介石。他的左侧，依次是军政部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以及滇系龙云的特派代表、一位姓缪的参军。右侧，则是伍豪、玉阶，以及作为辽西及东北抗日力量全权代表的于凤至。各方随员参谋则分坐后排。空气里弥漫着烟草、茶水以及一种无声的角力气息。
会议伊始，蒋介石首先定下基调，他面色沉痛，声音低沉：“诸位，值此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秋，召集大家齐聚武昌，只为一事：团结！淞沪之殇，犹在眼前；南京之困，刻不容缓。我辈革命军人，唯有精诚团结，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方能驱除日寇，复兴中华！” 他的开场白冠冕堂皇，将“团结”的大旗率先举起，也暗含了“统一指挥”的前提——即在他领导下。
何应钦随即发言，照本宣科地介绍了当前严峻的战局，重点强调了日军装备之精良、攻势之凶猛，以及中央军在此前战役中承受的巨大损失和做出的“巨大牺牲”，言语间不乏暗示其他势力出力不够之意。
轮到各方代表发言时，真正的博弈开始了。
白崇禧的代表的发言谨慎而带着桂系特有的精明，他首先表达了对委员长领导抗战的拥护，以及桂系部队在津浦路等方面抗击日军的决心，但话锋一转：“然，目前各战区之间，联系不畅，补给不均，指挥系统叠床架屋，常有令出多门、部队无所适从之感。健生公常忧心，若不能彻底理顺指挥关系，有效调配全国资源，则团结之效，恐难尽如人意。” 这话软中带硬，直指当时混乱的指挥体系和资源分配不公。
龙云的代表则更显圆滑，大谈云南地处边陲，民贫地瘠，但龙主席抗日之心坚定不移，已倾尽物力人力组织部队出滇作战，唯愿中央能体谅云南实际困难，在军饷、装备上予以“公允之支持”，方能持久。言下之意，要云南出力可以，但钱和枪得给够。
伍豪的发言则展现了完全不同的风格。他站起身来，目光扫过全场，语气诚恳而有力：“我党我军自七七变后，即已表明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战之坚定立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华北、华中敌后，虽装备窳劣，补给困难，然依靠民众，灵活作战，已初步开辟若干根据地，牵制大量日军，此乃有目共睹之事实。” 他列举了几次对日作战的战果，数据清晰，令人无法反驳。
“然而，”伍豪话锋一转，神色变得更为严肃，“欲求抗战之彻底胜利，非动员全国四万万民众不可。这就必须实行民主，改革政治机构，废除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释放政治犯，给予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尤其是要彻底解决八路军、新四军的正式番号、粮饷、弹药补给问题。否则，所谓团结，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前线将士流血牺牲，后方却掣肘不断，此绝非国家之福，民族之幸！” 他的发言条理清晰，将政治民主与军事抗战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具体而尖锐的要求。
会议室内一片寂静。何应钦面沉似水，白崇禧的代表低头喝茶，龙云的代表眼神闪烁。蒋介石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看不出喜怒。
终于，轮到了于凤至。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唯一的女性代表身上。她今日穿着一身深色的旗袍，外罩一件呢料大衣，素净而庄重。她缓缓起身，并未立刻发言，而是从随身的公文包中，取出了几张放大的照片，让方文慧分发给在座的各位代表。
照片上，是辽西兵工厂工人在昏暗油灯下打磨零件的身影，是碱厂冒着滚滚浓烟的简陋烟囱，是北满林海雪原中抗日战士冻伤的脚趾，是锦西百姓在土改后分到土地时那淳朴而充满希望的笑脸，还有……一张依稀可辨的、日军在东北某地实施屠杀后的惨烈场景。
这些无声的图像，比任何言语都更具冲击力。
于凤至的声音清澈而稳定，却带着一种沉重的力量：“诸位长官，诸位同志。汉卿与我，以及全体东北抗日将士，离乡背井，浴血转战，于敌后建立尺寸之地，非为割据，实为不甘做亡国之奴，欲为我中华民族保留一丝反击之火种。” 她首先表明了立场，并非争权夺利，而是为了救国。
“我辽西根据地，无中央一分粮饷，无一粒外来弹药，全凭将士鲜血与民众汗水，自力更生，勉强维系。我们搞土改，是为动员民众；我们办工厂，是为支撑抗战；我们整训军队，是为提高战力。我们所做一切，无他，只为多杀鬼子，早复河山！” 她的语气平静，却字字千钧，将辽西的艰难与贡献赤裸裸地展现在众人面前。
“然而，”她话锋一转，目光直视蒋介石，“仅凭我辽西一地，纵使人人效死，又能牵制多少日军？又能光复多少失地？淞沪之败，南京之危，教训何其深刻！若不能真正打破门户之见，实现全国力量之有效整合与统一运用，类似之悲剧，必将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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