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纳粹优生学！”
“花园法则明确禁止消灭多样性，你们这是在主动创造不平等！”
“如果每个实验区都这样搞，人类文明就分裂成基因贵族和贱民了！”
“摇篮”也立刻发出正式警告：该政策涉嫌违反花园底线，要求飞地当局重新考虑。
飞地当局的回应冷静而强硬：
【我们承诺的‘透明原则’已履行：政策细节、筛选标准、实施流程全部公开。】
【我们未违反‘互助承诺’：筛选仅限于飞地内部，不影响外部援助义务。】
【‘花园底线’中‘不可消灭文化多样性’，但未禁止基于自愿的基因优化。我们是理性社会，个体有权追求自身和后代的最佳发展机会。】
辩论升级为对抗。
多个实验区宣布暂停与飞地的合作关系，除非其撤销政策。飞地则回应称“这是对我们的不尊重和孤立”。
冲突的阴影再次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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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晚晴一直在密切关注所有实验进展。
当飞地政策争议爆发时，她感受到了花园网络的明显“关注度提升”——不是干预，而是一种更紧密的观察，仿佛在等待看人类如何处理这个伦理雷区。
她联系了飞地的首席科学家，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也是她多年前在学术会议上见过的熟人。
虚拟会面室中，老学者看起来很疲惫，但眼神坚定。
“苏使者，我知道外面很多人骂我们是疯子、是怪物。”他开门见山，“但请理解我们的逻辑：人类文明面临生存危机，我们需要最优秀的大脑、最健康的身体来突破科技瓶颈。如果按自然随机分配，效率太低。我们有责任为文明的未来，做出理性但艰难的选择。”
“但谁定义‘优秀’？”苏晚晴问，“基因？智商测试？这些标准本身就带有偏见，可能排除掉那些有特殊天赋或潜力的人。更关键的是，这种筛选制造了不平等——一些人因为先天条件就被判定为‘不值得投入资源’，这符合花园的‘多样性保护’原则吗？”
老学者沉默了片刻。
“我们理解你的担忧。但请你看看我们的数据——”他调出一组图表，“飞地成立两个月来，研发效率提升了280%，论文产出质量评估提高了三个等级，三个关键技术瓶颈有了突破性进展。这种速度，是其他实验区无法比拟的。”
“以什么为代价？”苏晚晴追问。
“代价是……一部分人暂时失去了进入飞地的机会。”老学者承认，“但我们提供了补偿方案：被筛选掉的申请者，可以获得双倍的基础生活保障和外部教育机会。而且筛选不是终身的，如果他们在外部取得突出成就，可以重新申请。”
“这听起来像在说：‘你们不够好，但我们仁慈地给你们第二次机会’。”苏晚晴摇头，“这本身就在传递一种伤害性的价值观。”
对话持续了一小时，但双方都未能说服对方。
最后，老学者说：“也许我们需要时间证明。如果飞地的成果最终拯救了人类文明，那么今天的争议都会被忘记。如果失败了……那我们愿意承担历史骂名。”
苏晚晴知道，这不是技术或数据能解决的问题。
这是关于“文明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根本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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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地争议持续发酵的第五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神经织网的“实验观察”子网络内，一个匿名节点发布了一篇长文，标题是《我曾是飞地筛选的“失败者”》。
作者详细描述了自己参加筛选的过程：精密的基因测序、长达八小时的认知测试、还有面试官在得知他有轻度先天性心脏病时，那种毫不掩饰的遗憾表情。
“我理解飞地的逻辑。”作者写道，“如果我是决策者，可能也会优先选择健康、聪明、基因优良的人。但当自己成为那个‘不够好’而被筛掉的人时，那种感觉……就像被文明宣判了‘次等公民’。”
文章没有激烈控诉，只有平静的叙述。
但正是这种平静，更让人心碎。
文章结尾，作者说：“我现在在其他实验区工作，生活没问题。但我常常想：如果人类文明最终活下来了，但活下来的是一群经过筛选的‘优等人类’……那还是‘人类文明’吗？还是说，我们变成了另一种东西——更高效，但也更冰冷的东西？”
这篇文章获得了超过八千万次共鸣，创下了神经织网的记录。
它没有提供解决方案，但它提出了一个所有人在争论中都忽略了的问题：
我们努力让文明“活下去”，但活下来的，应该是怎样的文明？
这个问题，比技术路线、比资源分配、比一切效率指标都更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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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飞地当局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议持续了二十四小时，所有讨论都通过神经织网直播——这是他们“透明原则”的极致体现，但也让他们内部的矛盾和挣扎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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