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衙署的朱漆大门刚由值夜衙役拉开半扇，晨雾还没完全散；就见个穿灰布短打的老汉拎着个补丁摞补丁的蓝布包袱，急冲冲地往院里闯，脚步踉跄得差点绊倒在门槛上。
值勤的衙役老陈刚换完班，手里还攥着擦汗的布巾，见状赶紧上前一步，伸手稳稳拦住他：“哎哎！老人家，慢些走！这可是大理寺，不是街坊胡同，可不能随便往里闯！”
那老汉喘得胸口起伏不停，额角的汗珠子顺着皱纹往下淌，浸湿了领口的灰布，手里的包袱攥得指节发白，像是里面藏着什么要紧东西。
听见老陈的话，他赶紧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急切，声音还带着未平复的喘息：“官爷！官爷！小老儿不是来捣乱的，我是来报案的！求您行行好，让我见着大理寺的大人，我要告那打更的刘喜。他欠了我的房租，还把我家东西都搬走了！”
老陈见他头发花白，衣衫虽旧却干净，神色急切又带着几分委屈，不像是故意来闹事的，便放缓了语气：“您先别急，跟我来，大人刚上值，正好在正堂。”
说着便引着老汉往正堂走，路过院子时，老汉还忍不住往两边张望，看见公案上堆叠的案卷，脚步又快了几分。
此时正堂内，周正刚看完小王和小刘送来的胡四线索记录，指尖还沾着墨渍，正和书吏小宋讨论：“胡四与杂院那边有债务纠纷，这事得重点查……”
话还没说完，就见老陈引着个老汉进来，便放下案卷，身子微微前倾：“堂下何人？有何冤情，慢慢道来。”
老汉对着周正深深作了个揖，动作有些笨拙，却透着恭敬，声音依旧带着喘：“回大人的话，小老儿姓张，是西街南头的房东，家里就我和老婆子两个人过活。我要告的，是租我家西厢房的打更夫刘喜——他欠了我一个多月的房租没给，如今人跑了不说，还把我屋里的桌椅还有陶罐都搬空了，连他平日里打更用的那盏马灯都没留下！我实在没办法，才来求大人帮我寻寻他，要回我的房租和东西。”
周正眉头微挑，示意小宋拿出纸笔记录，指尖轻轻敲了敲公案：“你且仔细说说，刘喜何时开始欠租？他往日交租是否准时？平日为人如何？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张老汉叹了口气，在小宋搬来的凳子上坐下，腰杆还挺得笔直，慢慢说道：“刘喜租我家西厢房快两年了，头一年多房租都很准时，每月初一一大早，就把五文钱用红纸包着送来，还会跟我老婆子唠两句家常，看着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可打从上个月初一，他就没来送房租，我去敲他房门，他隔着门说‘张大爷，这月打更的工钱还没发，您宽限我几天’。我想着都是老租户，谁没个手头紧的时候，就说‘不急，等你发了工钱再给’。”
他顿了顿，语气里多了几分无奈：“可这一拖就是一个多月，中间我又去催过两次，他要么说‘快了快了’，要么就干脆不开门。前儿个我想着再去问问，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我心下一慌，推了推门，发现门没锁，进去一看，屋里空荡荡的！我当初给租客备的方桌、条凳，还有窗台上的陶罐，全没了踪影，连铺在炕上的草席都被卷走了！我赶紧去问街坊，都说好几天没见着刘喜了，我这才知道他是跑了！”
说着，他从怀里的蓝布包袱里小心翼翼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双手捧着递到周正面前：“这是当初我在牙行和刘喜签的租契，上面写着每月房租五文，押一付一，还有他的签名和按的手印。现在他欠了我六文房租。上个月五文，这个月又拖了几天。还搬走了我家的东西，那些桌椅虽说不值钱，可也是我老婆子当年陪嫁的木料，请木匠做的，跟了我们快三十年了……”
说到这儿，老汉的声音有些发颤，眼圈也红了。
周正接过租契，展开来看，纸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却很工整，“刘喜”两个字写得格外用力，手印也清晰可见。
他抬头看向张老汉，语气温和了些：“刘喜平日里和谁来往较多？你可知他除了在西街打更，还有没有别的营生？比如帮人跑腿、做零活之类的？”
张老汉皱着眉想了半天，缓缓摇了摇头：“他这人话不多，每天除了晚上戌时到寅时去打更，白天大多待在屋里，要么劈柴，要么缝补衣服，很少出门。我没见他跟谁来往过，就偶尔傍晚的时候，会去巷口的‘老酒馆’喝两杯，每次就点一壶最便宜的米酒，跟掌柜的聊几句，也没见他带朋友去过。”
他忽然像是想起什么，补充道：“最后一次见他是三天前的晚上，约莫戌时初，我起夜去院子里的茅房，看见他背着个鼓鼓囊囊的黑布包袱出门，手里还提着个东西，看着像是他的打更马灯。我当时还喊了他一声‘刘喜，去打更啊’，他没回头，就‘嗯’了一声，脚步匆匆地往西街口走了。我当时还想着‘今儿怎么这么急’，没多想，现在想来，他那时候就打算跑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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