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言把最后一张粮票夹进账本时，指尖的动作格外轻。米黄色的票面上印着“叁市斤”，边缘有些毛糙，油墨的味道还没散尽——这是这个月刚发的粮票，连同布票、油票、糖票一起，整整齐齐码在樟木盒里，藏在炕洞深处。樟木的香气混着票据的油墨味，成了这个特殊年代里，最让人安心的气息。
院子里传来二大爷的吆喝声：“各家各户注意了！街道办通知，从这个月起，定量再减两成，粮票布票都得省着用！”声音带着股不易察觉的焦虑，像块石头投进平静的四合院，瞬间激起层层涟漪。
沈言掀起窗帘一角往外看，见三大爷正蹲在石榴树下，拿着放大镜研究粮票，嘴里念念有词：“这票子比金子还金贵，得掰成八瓣花……”傻柱站在门口抽烟，眉头皱得像个疙瘩，他饭量大地，定量一减，怕是得勒紧裤腰带了。
他轻轻合上樟木盒，塞回炕洞，用土坯封好。这阵子风声越来越紧，“定量”成了挂在每个人嘴边的词，票证成了硬通货，手里没票，就算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沈言回来得正是时候，若是晚归半步，怕是连这院子的落脚地都得重新打点。
上辈子在历史书上读过票证时代，只当是段干巴巴的文字，这辈子才真切体会到其中的滋味。一块肥皂要肥皂票，一尺布料要布票，甚至买盒火柴都得凭票——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片，成了日子的缰绳，勒得每个人都小心翼翼。
“沈小子，在家不？”三大爷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带着点试探。沈言打开门，见老头手里捏着个算盘，眼神闪烁：“跟你合计个事，我这月的布票富余半尺，想换你点粮票，一尺布票换两斤粮票，咋样？”
沈言心里清楚，三大爷哪有富余的布票，怕是从家里孩子的份额里抠出来的。他从兜里摸出两斤粮票递过去，没要布票：“三大爷您拿着，我这还有。”三大爷眼睛一亮，又假意推辞了两句，揣着粮票乐呵呵地走了，算盘珠子打得噼啪响，大概在算省下的布票能做件啥。
关上门，沈言松了口气。他空间里的票证堆成了小山——这两年跑遍全国，各地的票证他都换了些，全国粮票、地方布票、工业券……甚至还有稀罕的自行车票、手表票。可这些，他连一丝一毫都不敢露。
前几天许大茂见他天天在家，阴阳怪气地说：“沈老弟，你这采购员当得够清闲，不像我们，还得为全家的口粮发愁。”沈言只淡淡一笑：“单位给的定量够吃，不敢多占公家便宜。”他知道，许大茂这是在试探，若是被他看出半点端倪，少不了要捅到街道办去。
这年代的风，说变就变。昨天还能在自由市场偷偷换点东西，今天就可能被当成“投机倒把”抓起来；前阵子还能凭关系多弄点票证，转眼就可能被揭发成“走后门”。沈言见过太多这样的事——在陕西时，有个老汉因为偷偷卖了两斤自家种的土豆，被批斗了三天；在重庆时，一个货郎因为手里有几张多余的糖票，被邻居举报，连人带货都被抄了。
这些事像警钟，时时刻刻在他耳边敲着。就算有神识能辨善恶，有空间能藏物资，他也不敢大意。这风太烈，能吹垮最坚固的墙，能掀翻最稳当的船，他这点“特殊”，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根本不够看。
为了藏住尾巴，沈言做足了表面功夫。每天早上，他跟着院里人去排队领菜，手里捏着皱巴巴的菜票，排半小时队，就为了买两斤带着泥的萝卜；中午做饭，他故意只蒸一个窝窝头，就着咸菜吃，哪怕空间里有白面粉、腊肉，也绝不动用；晚上去院里乘凉，他总是最后一个说话，听着别人抱怨定量少、票证紧，偶尔附和两句，从不多说一句“我有”。
傻柱见他吃得清苦，塞给他两个白面馒头：“拿着，婶子给我留的，我吃不完。”沈言接过来，第二天回赠他一小袋红薯干——是从陕北换来的，甜得很，却看着不起眼，不会引人怀疑。他知道，这时候的人情往来，得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太扎眼了容易招祸。
有天夜里，沈言被冻醒了，听见院里有动静。神识铺开，见是二大爷家的小子，正鬼鬼祟祟地往傻柱的窗台上摸，想偷傻柱藏的窝头。沈言没惊动他，只用神识轻轻碰了下他的脚踝。那小子“哎哟”一声，摔了个屁股墩，爬起来吓得屁滚尿流地跑了，连鞋都掉了一只。
这种小打小闹，沈言能帮就帮，却做得天衣无缝。他不能让人知道自己的本事，更不能让人觉得他“特殊”。就像院子里的老槐树，默默扎根，默默结果，风来了就弯弯腰，雨来了就接接水，从不显摆自己的枝繁叶茂。
街道办的王主任来查户口时，沈言表现得比谁都规矩。递上户口本，汇报自己的工作，说起在外采购的经历，只捡些辛苦话讲：“在山里住岩洞，啃冷窝头，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王主任看着他磨破的袖口，叹了句“不容易”，没多问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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