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抵抗虽然仓促,且付出了惨重代价,但确实迟滞了德军的推进,为后方紧急调集援军和稳定防线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时间。
当夜幕终于笼罩佛兰德斯战场时,黄绿色的烟雾渐渐散去,留下的是一片死寂和更浓烈的恶臭。
原本充满生机的田野,此刻布满了因痛苦而蜷缩、皮肤呈诡异青紫色的尸体。
伤员的呻吟和咳嗽声在夜风中飘荡,显得格外凄厉,双方士兵,无论是释放毒气的德军,还是遭受攻击的协约国士兵,这一夜都难以入眠。
一种新的、更深的恐惧,已经植根于每个人心中,战争的规则已被彻底改写,从此,天空和风,都可能带来无形的死亡。
最初的混乱过后,幸存者的证词和前线记者的紧急报道,尽管受到严格审查,但骇人听闻的细节仍不可避免地被泄露,最终将毒气战的恐怖公之于众。
伦敦《泰晤士报》头版以最大号字体怒吼:“条顿野蛮主义的新篇章!魔鬼的武器降临佛兰德斯!”
报道详细描述了阿尔及利亚士兵窒息而死的惨状,将其与中世纪围攻战中使用的瘟疫尸体相提并论,极力渲染德国人突破了文明战争的底线。
英国政府迅速发起了一场强大的宣传攻势,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描绘成“毒气皇帝”、“欧洲的匈奴王阿提拉”,旨在最大限度地激发本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并争取国际舆论,特别是仍持观望态度的美国的同情,可是美国已经自顾不暇了,哪有功夫管欧洲战场。
巴黎的议会大厅里群情激愤,议员们拍着桌子,要求以牙还牙,“他们能用毒气,我们为什么不能?”复仇的呼声高涨。
法国军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紧急命令国内的化学工业巨头圣戈班全力研发自己的毒气和防护装备,另一方面,也在外交渠道猛烈抨击德国的行为违背了海牙公约的精神,毕竟1899年和1907年公约中已有关于禁止使用毒气投射物的宣言,哪怕条款模糊且非全体签署。
面对铺天盖地的谴责,柏林当局的反应是混合着狡辩、抵赖和一丝心虚的强硬。
德国外交部起初试图否认,声称协约国士兵是死于战场上的常规炮火或自己点燃的化学物质。当证据确凿无法抵赖时,他们又转而辩解,称使用毒气是对协约国残酷封锁导致德国妇女儿童饥饿的正当报复,是一种缩短战争的无奈之举。
他们同样翻出历史旧账,指责英法在殖民地战争中也有过不人道的行为。
德军高层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一些传统派将领对毒气战术感到厌恶,认为这有损普鲁士军人的荣誉。但更多的务实派或者说激进派,看到了毒气在突破僵持堑壕战方面的巨大潜力。
伊普尔战役虽未达成战略突破,但造成的恐慌和防线撕裂的战果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认为,既然已经用了,就不能半途而废,必须加大研发力度,改进投放方式,把依赖风向的钢瓶发展到毒气炮弹,并推进研制了更有效的毒剂,芥子气。
战争的逻辑已经压倒了对伦理的考量。
在政治家和外交官争吵的同时,前线的士兵们用最直接的方式应对这一新威胁。
协约国方面,尽管官方层面可能仍有犹豫,但前线指挥官在压力下很快采取了行动。在伊普尔战役后数月内,英法联军也相继在战场上使用了氯气等化学武器突袭德军阵地。
战争的残酷逻辑就此形成,你用了,我就必须用,否则将在战术上处于绝对劣势。毒气战迅速升级,变得常规化。
如同加拿大士兵用湿布尿布一样,各国士兵都在想尽办法自救,出现了各种简陋的土法防毒面具,如浸渍硫代硫酸钠、碳酸钠溶液的海绵、布团,塞入罐头盒罩在口鼻上。
大规模的报复袭击,催化了防护手段的升级,各国军工系统开足马力。
英国迅速推出了黑格面具的改进型,法国有了M2面具,德国则装备了四象汽车厂出品的05型防毒面具,纪沧海含泪又挣了一笔。
防毒面具成了堑壕士兵的标准装备,如同步枪一样重要。士兵们需要反复进行防空、防炮击、防毒气的三防训练,战场生存的复杂性和心理压力陡增。
阵地上升起了简易的毒气警报装置,通常是挂起的空炮弹壳或金属片,哨兵一旦发现可疑烟雾或闻到气味,就立即敲响,发出刺耳的警报,哨兵还需要携带个人嗅探设备来早期预警。
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想再合上,可就难了。
面对毒气战迅速蔓延的趋势,一些中立国和国际红十字会发出了强烈抗议,呼吁交战国遵守战争法,禁止使用这种不人道的武器。
有尝试进行外交调停,提议重启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但在战时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总体战的需求下,这些声音显得异常微弱,任何单方面停止使用毒气的呼吁都被视为自缚手脚的天真想法。
双方都指责对方先破坏了规则,并且都不愿意在没有绝对保证的情况下率先放弃一种可能带来战术优势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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