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东头的老邮局像块被岁月啃过的饼干，墙皮剥落得露出砖缝，木门上的“邮电局”木牌只剩个“电”字还勉强能认。陈砚推开吱呀作响的门时，头顶的吊扇“呼啦”转了半圈就卡住了，扬起的灰尘在光柱里跳着碎步。
“有人吗？”林晚喊了一声，回声撞在堆满报纸的木架上，又弹了回来。
里间的布帘被掀开，探出个脑袋，是位头发花白的老爷子，戴着老花镜，手里捏着支钢笔，笔尖还蘸着蓝黑墨水：“找啥？取信还是寄东西？”
“我们是来寻东西的，”陈砚掏出那串从老座钟里找到的钥匙，晃了晃其中刻着“中”字的那把，“听说这邮局的保险柜，得用特殊钥匙才能开？”
老爷子眯眼瞅了瞅钥匙，突然直起腰：“你们是……李伯的娃？”见陈砚点头，他转身从抽屉里摸出副老花镜戴上，指了指墙角的铁柜，“那柜子是民国时留下的，当年我师父说，得等‘五谷丰登’那天才能开。今年麦收比往年多了三成，估摸着就是时候了。”
铁柜是墨绿色的，表面生着棕红的锈，柜门上嵌着个黄铜锁孔，形状正好和“中”字钥匙匹配。钥匙插进去转了两圈，“咔嗒”一声，锁芯弹开的瞬间，一股混合着油墨和樟脑的气味涌了出来——柜子里码着半柜牛皮信封，每封都用红绳捆着，信封右上角都盖着个褪色的邮戳，印着“安和村”和不同的年份。
“这是‘代存信’，”老爷子搬来张小板凳坐下，慢悠悠地说，“早年间村里人出远门，总怕家里收不到信，就托邮局代存，说‘等我回来亲自取’。有的是去城里打工的，有的是去当兵的，还有的……没回来。”他拿起最上面一捆信，信封上的字迹娟秀，收信人写着“赵小麦收”，寄信人是“钱大壮”，邮戳日期是1987年6月12日。
“钱大壮是我发小，”老爷子摩挲着信封，“当年他去深圳打工，每个月给媳妇赵小麦寄信，说‘等攒够钱就回来盖瓦房’。结果第三年信就断了，听说在工地上出了意外。这些信就一直存着，赵小麦来看过好几次，摸到信封上的邮戳就哭，说‘这字还带着他的体温呢’，到死都没舍得拆开。”
陈砚拿起一捆更早的信，邮戳是1965年的，收信人是“王石头”，寄信人地址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信封上画着个小小的锄头，旁边写着“等我学会种棉花就回来娶你”。
“王石头是村里的老姑娘，”老爷子解释，“当年跟个兵团战士好上了，战士走的时候说要娶她，结果去了新疆就断了联系。王石头不信，每年都来邮局问，直到2010年走的，走前让我把这些信烧给她，说‘说不定他在那边能收到’。”说到这儿，老爷子叹了口气，“我没烧，总觉得字是活的，烧了怪可惜。”
林晚拿起最底下一捆信，邮戳模糊得看不清年份，信封上却画着颗歪歪扭扭的心，收信人写着“陈阿婆”，寄信人是“囡囡”。她小心地拆开一封，信纸泛黄发脆，上面是稚嫩的铅笔字：“外婆，我在学校得了小红花，老师说我拼音拼得最准，等放暑假我就回去给你念课文。”
“这是1958年的信，”老爷子眼睛亮了些，“囡囡是陈阿婆的外孙女，跟着父母去了东北，头年寄了这封信就没再寄过，听说后来在那边扎了根。陈阿婆到90岁还念叨‘囡囡的拼音到底练到第几课了’，去年走的，走前还抓着我的手说‘信别丢，说不定囡囡哪天就回来了’。”
陈砚突然注意到，每个信封背面都有个小小的记号——有的画着麦穗，有的画着棉花，还有的画着书本，像是寄信人怕收信人认不出自己的笔迹。他拿起那封画着书本的信，寄信人是“李建国”，收信人是“安和村小学”，邮戳是1973年。拆开一看，里面是张用作业纸写的教案，字迹工整，末尾写着“等我进修回来，就来教孩子们算术”。
“李建国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师范的，”老爷子说，“他说安和村的孩子得有自己的算术老师，结果在进修时查出肺病，没回来成。这些教案就成了咱村小学的第一套算术课本，现在的老师还照着改呢。”
阳光透过邮局的破窗，在信捆上投下斑驳的光斑，像给那些未拆的信镀了层金边。陈砚突然明白，这柜子里存的哪里是信，分明是一村人的念想——是赵小麦摸了三十年的邮戳，是王石头等了一辈子的棉花，是陈阿婆念叨的拼音，是孩子们翻开教案时闻到的纸香。
“这些信……现在该怎么办？”林晚轻声问。
老爷子指了指墙上的公告栏，上面贴着张红纸，写着“寻信启事”，是前几年贴的，说“凡有代存信未取者，可凭身份证领取”。“没人领的，就编上号存进村史馆，”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成朵花，“字是会老的，但念想不会，就像麦种埋在土里，说不定哪天就冒出个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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