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秋的京城,漕运码头的盐船排成长龙,却不见往日装卸的热闹——盐商们都在码头的茶馆里坐立不安,手里捏着皱巴巴的盐引,眼神里满是焦虑。唐宁穿着普通绸缎长衫,混在茶客中,听着邻桌盐商的抱怨。
“这盐税又涨了!每引盐要交五两税银,再加上运司的‘孝敬钱’,咱们根本没利润可赚!”徽州盐商王老板拍着桌子,声音里满是愤懑,“可百姓们还嫌盐贵,说咱们黑心,你说这冤不冤?”
“冤?”旁边的扬州盐商李老板冷笑一声,“你那点税算什么?我上个月给运司送了两千两银子,才拿到盐引,不然连码头都进不来!这盐税改革,要是还按以前的规矩,咱们早晚得破产!”
唐宁端着茶碗的手微微一顿——盐税是大启重要税源,却长期被盐商和运司勾结把持:盐商靠行贿拿到低价盐引,再高价卖给百姓;运司则私吞税款,中饱私囊,导致朝廷收不到税,百姓吃不起盐。上个月,苏州百姓因为盐价太高,还发生了“抢盐潮”,虽然被平息,却也让唐宁下定决心,彻底改革盐税。
当天下午,唐宁召集户部、刑部和盐铁运司的官员,在御书房议事。他把一份“盐税账本”扔在桌上,上面详细记录着近三年的盐税收入——表面上每年收税五十万两,实际流入国库的只有二十万两,剩下的三十万两,全被盐商和运司私吞了。
“三十万两!”唐宁的声音带着寒意,“足够给边军买三千匹战马,足够让灾区百姓吃半年饱饭!你们却眼睁睁看着盐商和运司私吞,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治理’?”
盐铁运司使张大人跪在地上,额头渗出冷汗:“陛下息怒,不是臣不尽心,实在是盐商势力太大,运司人手不足,难以监管啊!”
“难以监管?”唐宁冷笑,“朕看是你们不想监管!运司的官员,哪个没拿过盐商的银子?哪个没私吞过盐税?今天朕要推行盐税改革,不用你们的‘老规矩’,而是要开‘听证会’——让盐商、百姓、官员三方坐在一起,公开商议新盐税标准,谁也别想暗箱操作!”
“听证会?”众人都愣住了,这是大启从未有过的制度,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操作。
唐宁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指着上面标注的盐产地和销售区:“听证会就设在京城的太学讲堂,分三天举行。第一天,让百姓代表说诉求,说说他们能接受的盐价;第二天,让盐商说成本,说说他们的运输、储存、人工开销;第三天,官员们根据前两天的情况,制定新的盐税标准,三方都同意了,再推行!”
为了确保听证会公平公正,唐宁还制定了三条规则:一是百姓代表从各州府随机挑选,由御史台监督选举,不准官员和盐商干预;二是盐商必须如实上报成本,若发现虚报,取消盐引资格;三是新盐税标准要当场公示,接受所有人监督,有异议的可以当场提出,直到三方达成一致。
旨意传下去后,全国震动。盐商们又怕又期待——怕新盐税让自己无利可图,又期待能打破运司的垄断,光明正大地做生意;百姓们则欢呼雀跃,终于有机会说出自己的诉求,不用再吃高价盐;官员们却忧心忡忡,担心听证会打乱“既定规则”,断了自己的财路。
半个月后,听证会如期在太学讲堂举行。讲堂里挤满了人,中间是三张长桌,分别坐着百姓代表、盐商代表和官员代表,四周是旁听的百姓和御史,陆峥带着禁军在门口值守,防止有人闹事。
第一天,百姓代表率先发言。来自苏州的老农陈阿公,颤巍巍地走上前,手里拿着一块黑乎乎的粗盐:“陛下,各位大人,咱们百姓吃不起好盐,只能买这种掺了沙子的粗盐,一斤还要二十文钱!去年冬天,我孙子因为吃了这种盐,嗓子肿得说不出话,差点丢了命!咱们只求盐价能降下来,能吃上干净的盐,哪怕每斤十文钱,咱们也认!”
陈阿公的话刚说完,其他百姓代表纷纷附和。来自青州的寡妇李大姐,哭着说:“我丈夫是边军士兵,去年战死了,朝廷给的抚恤金,一半都用来买盐了!要是盐价能降,我就能给孩子多买两斤粮食,让他别再饿肚子!”
百姓们的诉求,让在场的盐商和官员都沉默了。唐宁看着台下激动的百姓,沉声道:“你们的诉求,朕记下来了。明天盐商代表发言,要如实说成本,要是敢虚报,朕绝不轻饶!”
第二天,盐商代表发言。徽州盐商王老板,拿着一本厚厚的成本账,走到台前:“陛下,各位百姓,咱们盐商也不容易啊!从淮南盐场买盐,每引盐成本三两银子;运输到京城,要付船费、车夫费、保镖费,又是一两银子;再加上仓库租金、人工开销,每引盐成本至少五两银子。以前盐税每引五两,再加上运司的‘孝敬钱’一两,每引盐要卖到十一两银子,咱们才能有微薄的利润。要是能取消运司的‘孝敬钱’,盐税降到每引三两,咱们愿意把盐价降到每斤八文钱,让百姓能吃上便宜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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