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同事总用奇怪眼神偷看我。
我调取他档案想摸底,系统显示“查无此人”。
清洁阿姨悄悄告诉我,他坐的那个工位,十年前死过人,死法和我每天下班的路上一模一样。
我寒毛倒竖,决定立刻绕路回家。
手机却收到他发来的消息:“别绕路,那条近道我们走了十年,今天该轮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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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档案馆新馆落成后,旧馆的大部分职能和人员都转移了过去,只留下我们这七八个人,守着这栋五十年代建的苏式老楼,处理些扫尾的零碎工作,美其名曰“善后办公室”。楼是空的,走廊长得望不见头,脚步声都有回音,说话声大点,能从这头嗡嗡地响到那头。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旧纸张、灰尘和地板蜡混合的、沉甸甸的霉味。阳光透过高大的、布满尘垢的窗户照进来,也是昏黄无力的,切割不开满室的晦暗。
陈默就是在这时候调来的。
没有正式通知,没有介绍信。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泡了杯浓茶,推开善后办公室那扇厚重的、油漆斑驳的木门,就看见靠窗那个空了很久、堆满过期杂志的工位上,已经坐了一个人。他穿着熨帖得一丝不苟的深灰色夹克,里面是白衬衫,头发梳得整齐,正低头整理着桌上的文件,动作不紧不慢。
听到动静,他抬起头,对我笑了笑:“早,我叫陈默,新来的,以后请多关照。”笑容很标准,嘴角上扬的弧度精确,但眼神却是冷的,像两口深井,没什么波澜。
我愣了一下,连忙回以客套的问候。办公室其他人陆陆续续来了,对陈默的出现似乎也都有些意外,但没人多问。这地方,人事关系早就冻结,调来调去都是上面一张纸的事,何况是这么个无关紧要的留守部门。大家互相点点头,就算认识了。
怪事就从这天开始。
陈默的工位在我斜对面,隔了两张桌子。只要我一抬头,或者无意中转一下视线,十有八九能撞上他的目光——他正在看我。不是光明正大的对视,而是那种快速的、在你察觉之前就移开的偷瞥。可次数多了,那种被窥伺的感觉就像沾在皮肤上的蛛丝,挥之不去。他的眼神很奇怪,不像好奇,也不像打量,更像是在……确认什么。确认我的位置,我的动作,甚至是我脸上细微的表情。有时我假装专注工作,用眼角余光扫过去,会发现他根本就没在忙,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脸微微朝着我的方向,眼神空茫,却又带着一种让人极不舒服的专注。
我私下里问过办公室里资格最老的钱大姐:“钱姐,这新来的陈默,什么来头?感觉……挺闷的。”
钱大姐从老花镜上方瞟了对面一眼,压低声音:“谁知道呢,神神秘秘的。档案关系都没从咱这儿过,直接来的。小苏啊,”她凑近了些,带着老年人特有的那种混合着关切和八卦的语气,“你觉不觉得……他看你眼神有点不对?”
连钱大姐都看出来了。我心里那点不安开始放大。我想起陈默那双过于干净、几乎没有生活气息的工位,想起他喝水用的那个崭新的、连商标都没撕的玻璃杯,想起他偶尔接电话时,声音平板得没有起伏。这人就像个刚刚上好发条、摆进橱窗的模型,完美,但假。
我得搞清楚他是谁。
机会在第三天下午。钱大姐让我去内勤那边找一份旧年的部门预算表,内勤办公室角落里,就摆着那台老旧的、连着内部人事系统的电脑。管理员正好不在。鬼使神差地,我坐了过去,心跳有点快。系统界面还是十年前那种蓝底白字的风格,操作笨拙。我输入陈默的名字,在部门选择里勾上我们“善后办公室”,敲下回车。
屏幕闪烁了一下,跳出一行冰冷的红色宋体字:
“查无此人。”
我愣了,重新输入,仔细核对每一个字,再搜索。结果依旧。
“查无此人。”
四个字像四根冰锥,扎进眼里。一个每天坐在你对面八小时、领工资、吃食堂的大活人,在人事系统里不存在?开什么玩笑!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我想起他那种窥探的眼神,那种过于标准的微笑,那种与这栋陈旧大楼格格不入的“新”。
浑浑噩噩地回到办公室,陈默不在座位上。我坐立难安,那种被无形目光锁定的感觉更强烈了,仿佛他就在某个我看不到的角落,继续着他的“确认”。我需要透口气,也需要一点真实感。我拿起热水壶,借口打开水,走出了办公室。
开水间在走廊尽头,旁边是清洁工具存放的小隔间。我接完水,正准备离开,旁边小隔间的门吱呀一声开了,负责这一层卫生的吴阿姨拎着拖把和水桶走了出来。吴阿姨在这里干了快二十年,话不多,人很和气。
她看到我,点了点头,目光却在我脸上停了一瞬,迟疑着,小声开口:“苏干事?”
“吴阿姨,有事?”
她左右看了看,空旷的走廊里只有我们俩。她往前挪了半步,声音压得更低,几乎成了气声:“你……是不是惹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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