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殡仪馆旁开了间白事铺，专缝那些无人认领的残破尸体。
老人们说，干这行久了，身上会沾“念”，死者的执念会跟着我回家。
我一直不信，直到我缝了一具穿着大红嫁衣的无名女尸。
那晚起，我总听见衣柜里传来细微的哭声，像猫叫，又像女人在哼歌。
铺子里的针线，开始自己穿针引线，在空白的寿衣上绣出诡异的鸳鸯图案。
更可怕的是，我开始在镜子里，看见另一个“我”正对着我笑，嘴角越裂越大。
而那个“我”的身上，正穿着我给那具女尸缝补时，用剩的半匹红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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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铺子开在城西老火葬场旁边一条背阴的巷子尽头。没有招牌，只在褪了色的木门旁，用白粉笔潦草地写着“缝补”二字，日晒雨淋，只剩下一点模糊的印子。这行当，叫“缝合师”，专接别的殡仪馆、医院甚至警方都不愿沾手的活儿——缝合那些无人认领的、死状凄惨的、或是放置太久已经不成样子的尸体。
干这行需要胆量，更要手艺。我的活计，就是让这些支离破碎的躯壳，至少在最后奔赴火炉或者深埋黄土时，能有个大致完整的人形。工具也简单，特制的弯针，浸过尸蜡的韧线，消毒水，还有各种型号的填充物。铺子不大，里外两间，外间算是“会客”和干活的地方，里间是冰柜和我的卧房。空气里常年浮着福尔马林、廉价线香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属于“陈旧”的气息。灯光总是调得很暗，惨白惨白的，照什么都蒙着一层灰翳。
老人们，尤其是那些还守着旧规矩的，都说干我们这行是“吃阴间饭”，身上沾的“念”重。死得越惨，越不甘，那口气，那点没散干净的执念，就容易缠上来，尤其是我们这些最后接触他们肉身的人。他们说，那“念”看不见摸不着，但跟久了，轻则噩梦缠身，重则……他们往往说到这里就噤声，只是用那种混合着怜悯和畏惧的眼神看我。我不信这些。我信手上的针，信消毒水，信科学。人都烧成灰了，哪来的什么“念”？不过是活人自己吓自己。
直到我接手了那具女尸。
她是派出所老吴半夜拖来的，用一个脏兮兮的裹尸袋装着，直接卸在了我铺子门口。“河里捞上来的，泡得没人形了，脸都让鱼啃得差不多了。”老吴皱着眉，嘴角叼着的烟明明灭灭，“身上就一件破红裙子，料子还行，像嫁衣，但烂得不成样子。查无此人，也没家属来认。按规定，放几天没人领就得处理。你这儿……给收拾收拾，好歹像个样子再送炉子。”
我应下了。这活儿虽然腌臜，但报酬还行。老吴帮我把袋子拖进里间，放在水泥台子上就走了。拉链拉开的那一刻，即使见惯了各种场面，我还是胃里一阵翻腾。肿胀，溃烂，面目全非。唯独那身破烂的红衣，虽然被水泡得发黑发暗，依旧能看出原本是大红的绸料，上面用金线绣着繁复的花纹，只是大多污损脱落了。确实像件旧式的嫁衣。
我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清洗，填充，拼接。脸是无法复原了，只能用蜡勉强塑出个模糊的轮廓。最难的是那身红衣，破损得太厉害，几乎是从尸体上剥落下来的碎片。我找出一匹颜色最近似的暗红绸布，对照着残留的纹路，一针一线地补。金线不好配，只能用稍亮的黄线代替。缝补的时候，格外安静，连窗外的老鸦都不叫了。只有针线穿过皮肉和布料细微的嘶嘶声。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她从何而来，为何穿着嫁衣溺亡。我只是尽力，让这具破碎的躯壳，裹在一片相对完整的红色里，体面一点地离开。
完工那天下午，我把她挪进铺子里最小的那个冰柜格子。站在冰柜前，看着里面那片凝固的暗红，我心里忽然掠过一丝极轻微的不适，像是有冰凉的手指在后颈拂过。我摇摇头，锁好柜门，用香皂把手洗了三遍。
变故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
我睡在里间，和存放尸体的冰柜只隔着一道薄薄的布帘。平时早已习惯，那晚却莫名有些心神不宁。关了灯，屋里黑得沉实。不知过了多久，就在我将睡未睡之际，一阵极其细微的声响钻进了耳朵。
“呜……嗯……”
像是哭泣，又不像。压得极低，断断续续，像是初生小猫孱弱的呜咽，可仔细听，里面又夹杂着一点奇怪的调子，忽高忽低，像是在哼着什么不成曲的歌谣。声音的来源，似乎就在房间角落——我那口老旧的、漆皮斑驳的木衣柜里。
我瞬间清醒了，头皮发麻，屏住呼吸。声音持续着，很轻，但在死寂的夜里清晰得刺耳。是老鼠？不像。是风吹动了什么？可窗户关得严严实实。我僵在床上，一动不敢动，冷汗慢慢浸湿了背心。那声音响了大概有一炷香的时间，又毫无征兆地消失了。
第二天天亮，我立刻去检查衣柜。里面只有我寥寥几件换洗衣服，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我松了口气，以为是连累了两天精神紧张，出现了幻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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