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爷爷是画师，专给垂死之人画遗像。
村里传说，他最后一幅画的是他自己，画完人就没了，画也不翼而飞。
祖训从此立下：后代男丁，年满二十必画像，但画完必须立刻烧掉。
今年轮到我。
画师是位外乡来的瞎眼老人，他摸索着我的脸骨，低声怪笑：
「像，真像……你太爷爷画自己时，也是这个年纪。」
画像完成时，我瞥见角落不起眼的落款——
那分明是我太爷爷的私章，而画中人的眼角，正缓缓渗出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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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柳家庄，百十来户人家，窝在山坳里，进出就一条盘山路。村子老了，老得村口那棵歪脖子槐树都说不出年纪，老得许多规矩和忌讳，像陈年的蛛网，层层叠叠粘在每户人家的房梁上、炕头上、心头上。
我们柳家，在村里有点特殊。特殊在太爷爷，也特殊在那条传了四代、像个沉重枷锁似的祖训。
太爷爷柳墨轩，是晚清时候的人，读过几年私塾，后来不知跟谁学了一手丹青，尤其擅画人像。但他这画，不画活人生气，专描死人遗容。村里老人说，太爷爷那支笔，蘸的不是寻常墨，是混了辰砂、香灰和一种叫“定魂草”的秘制药汁。请他画遗像的人家，得在逝者咽气后一个时辰内，身体未僵，余温尚存时，请太爷爷过去。他对着尸身，铺开特制的熟宣，不用看，就那么闭着眼，或者眯缝着，手指在尸身脸上轻轻拂过几处骨点，然后提笔就画。画出来的像，据说跟刚断气时的模样分毫不差，连嘴角最后那点未散的人气儿都能描摹出来，透着股说不出的“活”劲儿。因此价钱不菲，但也让人敬畏，背后都叫他“勾魂画师”。
太爷爷靠这手艺，置下些薄田，盖起柳家老宅，成了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可关于他的死，却是个谁也说不清的谜。村里最通行的版本是：太爷爷七十岁那年，身体硬朗，突然有一天，把自己关进平日作画的那间西厢房，不让任何人打扰。三天后，家里人觉得不对劲，撞开门，发现太爷爷穿戴整齐，坐在他那张黄花梨太师椅上，已经没了气息，脸上表情很平静，甚至带着点古怪的笑意。面前画架上，绷着一张空白的熟宣，画笔搁在一旁，砚台里的墨却已干透。
画呢？传说中太爷爷给自己画的那幅遗像，不翼而飞。
从此，柳家就多了条铁打的祖训，刻在一块褪了色的桃木牌上，挂在祠堂偏厅的墙头，每个柳家男丁开蒙识字后，都要被领去，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烙进脑子里：
「凡我柳氏男丁，年届二十，必请画师绘像一幅。画像已成，须即刻于祠堂天井中，当众焚化，纸灰入坛，沉于后山老井。画像不得留存，不得窥视全貌，违者逐出宗族，祸延子孙。」
为什么？没人说得清。只说是太爷爷临终前模糊的叮嘱演化而来，为了避讳，也为了压住某种“不干净的东西”。我爷爷，我爹，都是这么过来的。到了他们嘴里，这事儿就简单成一道必须执行的程序，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和一丝讳莫如深的恐惧。
我小时候不懂事，缠着爷爷问，为什么画了像非得烧掉？看一眼都不行？爷爷总是脸色一沉，用旱烟杆敲我的头：“小娃子问那么多！祖宗定的规矩，照着做，保平安！” 他眼神里有些东西，我看不懂，但知道最好闭嘴。
爹更是沉默。他三十岁那年，我五岁，依稀记得祠堂天井里火光跳动，爹背对着火光，站得笔直，肩膀却有些垮。娘搂着我，手很凉。那幅即将被烧掉的画像，从请来的画师房里抬出来时，始终盖着一块厚厚的、浆洗得发硬的黑布，严严实实，风都吹不起一角。画师是个干瘦的老头，不是本地人，画完收了钱就走，一句话没有。
那晚，爹喝了很多酒，醉了，抱着娘哭，说些胡话，好像有“影子”、“债”之类的字眼。第二天酒醒，他又变回了那个沉默寡言、只知道埋头侍弄家里几亩山地和果林的庄稼汉，仿佛昨夜失态的是另一个人。
年岁渐长，我对这条祖训的感受，从懵懂的好奇，变成了隐隐的抗拒和厌烦。凭什么？就为一个死了一百多年的太爷爷一个莫名其妙的举动，我们这些后代，连一张自己的画像都不能有？还得像完成某种邪恶仪式一样，在二十岁这天，画完就烧？这都什么年代了！
可抗拒归抗拒，那桃木牌还挂在祠堂，爹和爷爷的眼神还在。我知道，这事儿没得商量。
我的二十岁生日，在深秋。山里的秋天来得猛，几场冷雨一下，风里就带了刺骨的寒意，卷着枯黄的落叶，打着旋儿往人脖领里钻。生日前半个月，爹就开始张罗。他变得异常沉默，烟抽得凶了，眉头拧成疙瘩，常常望着后山老井的方向出神。娘也心事重重，夜里我常听见她压低声音和爹说话，带着哭腔，爹则不耐烦地低吼：“说这些有啥用！命！都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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