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窝在大山最深最皱褶的地方，像被世界随手一抹，遗忘在那儿。出山的路只有一条，挂在悬崖边上，细得像是随时会被风吹断。村子穷，土地也薄，种下去的粮食总带着一股蔫蔫的劲儿，长不大。但奇怪的是，这么多年，村子里愣是没饿死过一个人，风调雨顺得邪乎。
老人说，那是因为我们村守着“祖宗”。
“祖宗”不是牌位上供着的那个，是村后山坳里那座孤零零的无名古坟。坟头不大，土色发黑，上面光秃秃的，连根草都不长，一年四季都透着一股子浸入骨髓的阴凉。平日里，那是绝对的禁地，别说靠近，连望一眼，家里大人都会厉声呵斥，仿佛多看一秒，就会招来灭顶之灾。
但每年秋分那天不一样。
秋分前一晚，全村人都要斋戒沐浴，换上最干净的衣裳，虽然那衣裳也多半打着补丁。第二天天不亮，全村男女老少，都得沉默地聚集到古坟前那片不大的空地上。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来，没人说话，连咳嗽都死死憋着。祭品不是猪头牛羊，也不是瓜果点心。
是一个活生生的，不超过十二岁的童女。
规矩是从哪辈子传下来的，没人说得清。只知道，不这样做，第二年必定灾祸连连，田地绝收，牲畜瘟死。而献上了“陪葬”，就能换得又一年的太平。被选中的女娃，叫做“伺候祖宗去了”，是“福气”。抽签决定，由村里最年长的瞎子爷主持，说是瞎子心净，手气最“公正”。
那年秋分前夜，我缩在炕角，听着屋外风声像野鬼哭嚎，心里一阵阵发冷。妹妹小草才八岁，瘦得像根秋天最后的狗尾巴草，眼睛黑亮亮的，此刻正蜷在娘怀里，睡得香甜，嘴角还挂着一丝懵懂的笑。明天，那该死的抽签就要开始了。所有适龄的女娃名字都在那个漆黑的瓦罐里。
我死死攥着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留下几个月牙形的血印。我不能让小草去，绝对不能。
第二天，村后的空地上，黑压压站满了人。瞎子爷坐在一张破太师椅上，干枯的手指在瓦罐里缓慢地搅动，那声音窸窸窣窣，像毒蛇爬过干草。每一个有女娃的家庭，大人脸色都白得像纸，紧紧搂着自己的孩子。
时间一点点过去，我的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终于，瞎子爷的手指停住了。他慢慢地，从瓦罐里抽出一块叠成方块的、脏兮兮的黄裱纸。
他看不见，却准确地将“脸”转向了村长的方向。村长接过，颤抖着打开。
死一样的寂静里，村长那干涩、仿佛被砂纸磨过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砸下来：
“陈……草。”
我眼前一黑，差点栽倒在地。娘发出一声短促的、被掐断似的哀鸣，随即死死捂住嘴，身子软了下去，被爹一把架住。爹的脸色灰败，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小草被从娘怀里拉出来，她似乎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茫然地看着周围一张张绝望而麻木的脸，怯生生地喊了一声：“哥……”
就是这一声“哥”，像一把烧红的刀子，捅穿了我所有的恐惧和犹豫。
不能！绝不能！
仪式在傍晚进行。整个下午，村里都弥漫着一种诡异的平静，像是暴风雨前那令人窒息的死寂。我家被看起来了，名义上是“照顾”，实则是监视。爹娘被几个本家叔伯围着，脱不开身。
我假装认命，缩在柴房里，耳朵却竖得像兔子，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天色一点点暗下去，像墨汁滴入清水。估摸着快到时辰了，我悄悄挪开柴房后面那块松动的土坯，那是我和小草偷偷挖了半个夏天，用来溜出去抓蛐蛐的通道。
我像泥鳅一样钻出去，借着越来越浓的暮色，溜到屋后。小草被关在偏屋，窗户从外面闩着。我捡起一块尖石头，拼命撬那腐朽的窗闩，汗水混着泪水流进嘴里，又苦又涩。
“咔嚓”一声轻响，窗闩断了。
我推开窗户，压低声音：“小草！快！出来！”
小草很乖，虽然吓得浑身发抖，还是咬着牙爬了出来。我一把抱起她，瘦小的身体轻得让我心碎，一头扎进村外无边的黑暗里。
不能走那条出山的“路”，那是死路。我们只能往更深的山里钻，往那些连老猎户都不常去的原始老林里逃。
夜里的山林，是另一个世界。风声穿过密林，变成万千鬼怪的呜咽。奇形怪状的树枝像一只只鬼手，随时会抓下来。不知名的野兽眼睛在黑暗中闪着绿光。我背着小草，深一脚浅一脚地狂奔，荆棘划破了衣服和皮肤，火辣辣地疼，却根本顾不上。
小草趴在我背上，小声啜泣：“哥，我们去哪？我怕……”
“不怕，小草不怕，”我喘着粗气，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哥带你出去，去镇上，去买糖人，去看大汽车……”
这话与其说是安慰她，不如说是给自己打气。出去？谈何容易。我只在小时候跟爹出去过一次，那条险峻的山路早已模糊。现在又是在夜里，慌不择路，很快就迷失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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