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的扬州城，湿漉漉的。
青石板路还积着水，映着灰白的天光，像一面面打碎的镜子。街边的梧桐叶子滴着水，一滴，两滴，滴在人肩上，凉飕飕的。
韦小宝站在醉仙楼对面，看着那座三层高的酒楼。
楼还是那座楼，朱漆大门，飞檐翘角，门口两个石狮子，威风凛凛。可生意似乎不太好——正是午饭时分，门口却只停着两三顶轿子，伙计在门槛边打哈欠，掌柜在柜台后拨算盘，拨得无精打采。
“打听清楚了？”韦小宝没回头，问身后的人。
“清楚了，”回答的是双儿，她扮作男装，像个小厮，“醉仙楼的副厨姓陈，叫陈三勺，干了十年，手艺是扬州城数一数二的。但东家抠门，十年没给他涨过工钱，还常克扣。上月陈师傅老娘病了，想预支两个月工钱，东家不但不给，还骂他‘一个炒菜的，哪来那么多事’。”
韦小宝点点头，又问：“陈师傅现在在哪儿？”
“在后巷租了个小院，和老娘住一起。他今天轮休，应该在家。”
“走，”韦小宝转身，“去看看。”
后巷窄，湿，脏。
墙角堆着垃圾，泔水桶散发着馊味。几只野猫在翻找吃的，见人来，“喵”一声窜上墙头。
陈三勺的家在最里面，是个单间，门板破旧，糊着发黄的纸。门虚掩着，里面传出咳嗽声，很重，很急，像要把肺咳出来。
韦小宝在门口站住，敲了敲门。
“谁啊？”里面传来个苍老的声音。
“陈师傅在吗？”韦小宝问。
门开了，是个老太太，六十来岁，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很深，眼睛浑浊。她扶着门框，咳了几声，才说：“三勺出去了，买药。”
“那我们等等。”韦小宝说。
老太太打量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身后的双儿，侧身让开：“进来坐吧，屋里乱，别嫌弃。”
屋里确实乱。
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灶台。床上躺着个更老的老太太，闭着眼，喘气很粗。桌子上摆着药罐，药味混着霉味，很难闻。
韦小宝在椅子上坐下，双儿站在他身后。
“老太太，”韦小宝开口，“陈师傅是您儿子？”
“是，”老太太倒了碗水，放在桌上，“我儿子，在醉仙楼当厨子，干了十年了。”
“工钱怎么样？”
“别提了，”老太太叹气，“一个月二两银子，十年没涨过。东家抠门，逢年过节连个红包都不给。上月我病了，三勺想预支工钱，东家不但不给，还骂他。三勺气不过，说要辞工，东家说‘辞就辞，扬州城不缺你一个炒菜的’。”
老太太说着，眼圈红了：“我儿子老实，不会说话，就知道埋头干活。可这世道，老实人吃亏啊。”
韦小宝没说话，从怀里摸出锭银子，五两的，放在桌上。
“老太太，这点钱，您先拿着，给老人家抓药。”
老太太看着银子，愣了：“这……这怎么行……”
“拿着吧，”韦小宝说，“我与陈师傅有缘，这钱，算我借他的。”
正说着，门开了。
进来个汉子，四十来岁，矮胖，圆脸，穿着半旧的蓝布衫，手里提着包药。见屋里有陌生人，他愣了一下。
“你们是……”
“陈师傅，”韦小宝站起来，“在下韦小宝，金鳞茶馆的东家。”
陈三勺更愣了：“韦老板？您……您怎么来了？”
“听说您想辞工，”韦小宝笑，“我这儿缺个厨子，想请陈师傅过去。”
陈三勺放下药，看了看桌上的银子，又看了看韦小宝，脸色变了变。
“韦老板，”他坐下，“醉仙楼是扬州第一楼，我在那儿干了十年，没功劳也有苦劳。可东家……唉，不说也罢。您要请我，我感激。但醉仙楼的东家不会放我走的，我和醉仙楼签了长契，还有三年才到期。”
“长契？”韦小宝挑眉。
“是，”陈三勺苦笑，“七年前签的，一签十年。还有三年，要是提前走，得赔一百两银子。”
“一百两，”韦小宝点点头，“不多。”
陈三勺看着他，像看个疯子。
一百两，不多？
他一个月工钱二两，一年二十四两，十年才二百四十两。一百两，是他四年的工钱。
“韦老板，”他小心翼翼地说，“您可能不知道，醉仙楼的东家姓黄，叫黄世仁，外号‘黄扒皮’。他要是知道我想走，不但不会放，还会想方设法扣我工钱，让我赔得倾家荡产。”
“我知道，”韦小宝说，“所以我来，不是让您去跟他说，是让您跟我走。”
“跟您走？”
“对，”韦小宝看着他，“双倍工钱，一个月四两。外加一成红利——饭庄赚多少，您分一成。后厨您全权做主，用什么人，进什么货，做什么菜，您说了算。我绝不干涉。”
陈三勺张着嘴，说不出话。
双倍工钱，四两。一成红利——醉仙楼一个月流水至少五千两，一成就是五百两。五百两，他干十年也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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