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印堂的话音未落，新上任的赵卫国已经迫不及待地调整了一下话筒。今天他特意穿了崭新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油亮。
“感谢组织的信任！”赵卫国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我深知这副担子的分量。在此，我郑重表态：一定廉洁奉公，踏实做事，绝不搞那些华而不实的花架子！”
他说到“花架子”时，目光若有似无地扫过方菊芳的方向，然后继续说道：“作为分管财务的副厂长，我将严格执行财经纪律，杜绝一切账目上的‘灵活处理’。”
他刻意加重了最后四个字，台下顿时响起窃窃私语。方菊芳依然端坐着，只有放在膝上的手微微收紧。赵卫国越说越激动：“某些同志，靠着投机取巧、走歪门邪道上去，终究是要摔下来的！我赵卫国行得正坐得直，绝不会搞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台下彻底安静了。所有人都听出了他话中的指向。几个老工人不满地皱起眉头，却敢怒不敢言。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工作作风问题。”赵卫国挺直腰板，“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不能整天想着攀高枝、走捷径。要像老黄牛一样踏实肯干，而不是学那些花蝴蝶，到处招摇！”
“花蝴蝶”三个字像一记耳光，甩在方菊芳脸上。她感到背后有无数道目光刺来，有同情，有鄙夷，也有幸灾乐祸。坐在她旁边的老会计实在听不下去，低声嘟囔：“太过分了......”
方菊芳轻轻摇头，示意他不要说话。
赵卫国的表态发言足足讲了半小时。每一段都在含沙射影，每一句都在指桑骂槐。当他终于意犹未尽地结束发言时，额头上已经兴奋得冒出汗珠。
赵印堂副局长作了总结讲话，要求全厂职工支持新领导工作。散会时，人群像潮水般涌向门口。方菊芳安静地坐在原地，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才缓缓起身。她独自走出礼堂，冬日的阳光苍白无力地照在她身上。赵卫国正在门口和几个车间主任谈笑风生，看见她出来，故意提高音量：
“王主任，待会儿把去年的财务报表都送到我办公室。我要亲自审核，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方菊芳仿佛没有听见，径直走向财务科的方向。她的步伐很稳，背影挺直，就像五年前第一次走进这个厂区时那样。只是这一次，她不再是那个受人瞩目的副厂长，而是一个需要重新证明自己的普通干部。这条路或许会更难走，但她知道，自己必须走下去。
回到家时，她全身湿透。方振富正在厨房熬中药，满屋子都是苦涩的气味。
“赵卫国今天找你麻烦了？”他头也不回地问。
“早就预料到了。”方菊芳脱下湿外套，“研究室怎么样？”
方振富搅拌药锅的手顿了顿：“很好，比较清静。”
晚饭时，大军突然问：“爸爸，为什么现在没有小汽车来接我们了？”
方振富和方菊芳对视一眼，不知如何回答。但这一切都无法改变方家的处境。以后的日子肯定是方振富每天在中药研究室翻阅古籍，而方菊芳在水泵厂财务科忍受刁难。窗外雨声淅沥，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方振富突然意识到，这场风波或许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起点。
方家的晚饭桌，第一次显得如此空旷。尽管菜肴依旧丰盛，红烧肉油亮，清蒸鱼鲜嫩，韭菜饺子圆润饱满，但餐桌上的气氛却像凝固的沥青，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方秉忠端起酒杯，努力让声音听起来轻松：“来，振富，菊芳，喝一杯。职务调整很正常，组织上肯定有通盘考虑。”
他的酒杯悬在半空，却没人响应。方振富低着头，筷子在碗里机械地扒拉着米饭，一粒一粒地数着吃。他那双曾经在手术台上稳如磐石的手，此刻竟有些微颤。
“爹说得对。”方菊芳轻声应和，却始终没有碰面前的酒杯。她穿着件半旧的灰色毛衣，领口有些起球，整个人像被抽去了精气神。方秉忠独自抿了口酒，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他看着儿子眼角新添的皱纹，儿媳眼底的乌青，心里像被钝刀割着。
“中药研究室挺好，”他强撑着笑容，“清静，适合做研究。菊芳回财务科也是回归本行，专业对口嘛。”
这话说得连他自己都不信。方振富终于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了父亲一眼，那目光里有理解，有无奈，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怼。
“我吃好了。”方振富放下碗筷，碗里的饭还剩大半。方秉忠看着他离去的背影，那个曾经在县医院走廊里意气风发的儿子，如今连脊背都有些佝偻了。
晚饭后，方秉忠照例坐在客厅看新闻联播。电视机里正播着某地干部调整的新闻，他握着遥控器的手不自觉地收紧，指节泛白。
“爷爷，”大军跑过来趴在他膝头，“为什么爸爸不去医院上班了？”
方秉忠张了张嘴，竟不知如何回答。他摸摸孙子的头，声音干涩：“爸爸换了个地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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